“文明”與“野蠻”相對，它代表了人類對美好生活的最高層次的渴望，即對一個真正文明、進步、合乎人性需要的生活世界的追求。我們可以說，文明表達了人類的一種理想抱負，是人之為人的本性展現。弗洛伊德曾經用“文明”來指代人類生活中所有提高自身處境，並使自身與動物相區別的方方麵麵。“文明是最崇高的聯係紐帶，人類在文明的旗幟下聚集在一起，雖然這種聚集是精神上的而非領土上的。文明代表了整個人類的社會存在理想。”①一種文明的最高理想，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最高精神追求。一旦失去了文明的理想，就意味著這個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發展的動力源泉。然而，進入20世紀，困擾中國人最深刻的問題之一是中華文明理想的喪失，中國人在精神上最深刻的焦慮來源於失去了對一個偉大文明的精神信念，找不到自己在精神上的真正立腳點。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以“天朝上國”自居，以“夷”“夏”的觀念來區分文明和野蠻，或開化和不開化。“夏”代表著開化、文明和先進，“夷”代表著未開化、野蠻和落後。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發現再用“夷”“夏”的觀念來區分西方和中國，就是莫大的諷刺了。中國人逐漸認識到：“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①並且，“今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於夷狄，何嚐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並列於夷狄猶不可得，遑言變夏耶”②?傳統的“夷”“夏”觀念已經不適用於近代中國和西方社會發展的現實。近代西方文明在當時多少了解它的中國人眼裏，已不再是不如華夏文化的“夷狄”,也不僅僅徒然以物質力量取勝，而是一種本末俱高出我們原有文化的現代文明形態。“文明”作為西方人的“國家意識”,不僅是西方人自己的自我意識，也為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所認可和豔羨。近現代曆史上，“全盤西化”“脫亞入歐”思潮的出現充分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