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贏政創製，迄溥儀退位，前後二千餘年，無論朝代隆替更迭，疆域一統分裂，皇帝穩居元首至尊之位，相沿未改。這種君主製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被國人痛詆為專製政體，幾為毋庸置疑的常識，婦孺皆知。20世紀40年代雖有錢穆力駁此說，但獨木不成林，應和者無幾，聲討者卻不絕如縷。時至今日，對中國曆代皇帝乃至皇帝製度的中外研究，早已是汗牛充棟。諸家的探討角度各異，或是通貫性的分析①,或是就某一時期或某個皇帝，皇帝製度某個方麵的專題研究②,後者更是不勝枚舉。
值得注意的是，縱觀中外學界，很多研究，自覺不自覺，都是在專製政體論下展開的。帶有此種先入之見，難免遮蔽掩蓋某些現象，影響我們的研究，形成某種論證的循環。此外，一種常見的思路是將皇帝與臣民分門別類加以考察，討論皇帝時往往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官僚與百姓，反之亦然。析而論之的做法，有焦點集中、深入細致之長，但也伴生割裂聯係、靜態孤立之弊。
近年來，中外學界已提出另辟蹊徑的呼籲①,亦出現一些別開生麵的研究，如渡邊信一郎從年度性的元會與納貢禮儀角度觀察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維係，甘懷真從禮製角度對中古君臣關係的研究，平田茂樹從政治空間與政治過程的角度對宋代皇帝與大臣之間互動的分析，王瑞來從皇帝與宰相關係的角度對皇權的再認識，渡邊將智對東漢政治空間的分析等。①這些研究拓寬了皇帝研究的視野，啟益良多。不過，其中一些研究依然棲息在“專製國家論”“皇帝獨裁論”或“皇帝支配論”之類的成說中，不無功虧一簣之歎。其實，這些成說本身應該成為研究論辯的對象，而非分析的出發點。
最近若幹年，筆者試圖在傳統政治史與政治製度史之外，從君臣關係、日常統治等角度對秦漢六朝國家的運行機製與形態做進一步的研究，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對皇帝的重新考察。這些探討以漢代皇帝為例，關注其不同麵向：指出在支配性之外，皇帝亦是建議的接受者，並帶有符號性與象征性②;其職權實際可以拆分，皇帝把持不放的是對六百石以上官員的任免與對中央軍的控製，日常性部分甚至在尚未得到皇帝同意情況下便可被臣下提前預支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