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漢舊儀》所錄西漢末年大司徒向計吏宣讀的“敕”又被稱為“五條詔書”,其中多涉及郡國治理的大政方針，卻包含了要求控製廚、傳等機構改善條件、增加接待膳食標準的內容，表明此問題已引起朝廷與皇帝的高度重視。以此為線索，根據出土簡牘與文獻，推算出西漢末年全國傳舍與置的總數為2057所，並以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的記載為標準，根據各縣、置在交通線中的位置，對不同縣、置的接待量進行了細分與統計，具體估算出一年使客住宿的日子數量與消費的糧食、雞的數量，還有其中飼養的馬匹所耗糧食的總量。合計為雞152686.92枚，折合原糧2402088.15石，相當於全國一年田租額的2.9%,一年漕運糧食量的60.1%。
這樣的數額並不算高，為何皇帝還要求控製接待開銷?據懸泉漢簡，當時導致額外開銷的主要有四點：擴大享受官府免費接待者的範圍，如官員的家屬與奴婢；不精心照料和喂養馬匹，導致死亡量超過規定；上級屬吏在置傳中大肆吃喝，而將消費寄名於當地長吏；還有對過往高官的高標準接待。前三項應是主要原因。
上述現象難以遏製，原因在於它們是置傳機構，廣言之，是官吏製度的寄生品，且與官員的生活與前途，簡言之，自身利益相關。在實際主要由上級監督的體製下，接待開支很難保證得到及時、有效與全麵的監督，加上上級官員甚至有可能成為受益者而暗中加以放縱，造成屢禁不止。因此，皇帝麵對的是官吏隊伍的日常抵抗，除去三令五申，亦別無良策，凸顯了其無奈。日久天長，傳置製度亦不堪其負，最終和帝國一道走向末日。廣土眾民格局下繼之而起的帝國還要重建類似的機構，遭遇類似的經曆，如此反反複複，直到清末。其中體現了官吏群體與皇帝、帝國體製之間的長期博弈。格局與體製不變，此類機構必不可少，而其基本運作方式複因循不改，重複的劇目不斷上演，皇帝的詔書則逐步淪為無用的呻吟，一定時空內官吏群體或是勝者，但最終的下場則是全無贏家。這種“反複”構成中國曆史中延續與不變的一個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