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學者所指出的，中國正史背後實際是由一套“皇帝製度敘述”②來支撐，這種敘述的主線與核心是皇帝，加上傳紀以人為線索的敘事方式，其他機構與職位則被虛化與片斷化，由此勾畫出的史像呈現了部分曆史事實，同時亦遮蔽了不少事實，不免會與實際的曆史過程產生偏差與錯位，丞相及其作用由此被排擠到邊緣。勞翰先生數十年前提出的“君相委托製”頗有眼光，受到此說的啟示，結合不斷出土的新資料，讓我們有機會校正傳世史像。通過並置與對照不同來源的史料，重審過去，反觀史書，重新接近曆史現場中的丞相及其與皇帝的關係。
經過此番審視，可以發現西漢時期，即便武帝以後，丞相依然是朝政的核心。無論是丞相府的規模與尚書人員的對比，還是詔書的頒下渠道，以及丞相本人亦可對郡國下發文書，丞相還可從皇帝頒下的詔書中整理出“丞相板詔令”作為日常行政的依據，丞相府派出的丞相史更是活躍在邊郡的不同場合，均從不同側麵顯示了丞相在王朝統治中的樞紐作用。皇帝管理郡國，除了任命守相，平時依然需要經過丞相的過濾。可以說，勞翰概括的君相委托製，武帝以後依然沒有多少變化。
武帝元封五年設立的刺史，可以說是針對丞相管轄的郡國的監督，刺史年底回京奏事的直接對象是尚書，亦不時會受到皇帝的召見，而奏事亦需提交給禦史中丞，來考核刺史工作的高下。相互牽製的設計，使得刺史成為皇帝監督丞相管理郡國的得力工具，同時刺史又要受到禦史中丞的考課，如此互相防範與督察，幫助西漢王朝持久統治了一百多年。
學棣張琦費心檢核史料，摘謬正誤；孫梓辛君來信提供資料與論著,訂正誤解。2017年12月14日將此文提交清華大學曆史係第46次史學沙龍討論，得到與會的孫梓辛、郭偉濤、祁萌、孟獻誌、劉力耘、王彬、吳天宇、李倚天、屈濤、石洋、方誠峰等先生的指正，會後王偲亦寄來意見，一並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