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計作為地方官府向上級機構匯報工作的年度性活動，至晚戰國時代已經出現，一直到唐代還在實行。帝國建立後，上計就分為縣向郡(漢代還有國)上計與郡(國)向朝廷上計兩種，成為上級官府掌握下級治績的重要渠道，與官員考課黜陟有直接聯係，亦成為賦稅征收、錢物與人員調發的基本依據。這一製度的長期運行，為維持帝國的有效運轉提供了保證。①
因此，這一製度宋代以來就受到關注②,20世紀以後，亦長期為中日學界所重視，相關的研究頗為豐富。特別是1993年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簡牘中，首次發現了郡級集簿的抄件；2003年湖南郴州蘇仙橋10號井出土的西晉簡則包含了不少西晉時期桂陽郡上計的資料。①新資料的出土與研究進一步推動了這一問題研究的深入。
縱觀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研究，對於上計的起源、具體實施，包括計簿的內容、計吏的選拔、邊郡上計的頻率、受計的機關及相應的職責、上計製度的作用(如與考課的關係)及其演變等均做過豐富的研究。研究所利用的資料亦從單純依靠傳世文獻，轉向文獻與出土資料相結合。
有關上計製度的方方麵麵，前人均有涉及，並形成若幹共識，已無必要再做係統探討。然而，一些問題仍存明顯分歧。其中關於郡國上計，學者幾乎都注意到朝廷受計機構問題，也都指出通常由丞相與禦史大夫(東漢則為司徒與司空)主持受計，皇帝有時也會親自受計。不過，對皇帝受計與丞相、禦史大夫受計之間的關係及其變化，認識則頗有不同。
觀諸家見解，大致可分為三說：一是認為丞相、禦史大夫和皇帝均參加受計，但對皇帝的參與程度、性質估計不同。有學者認為郡國上報的上計簿要接受丞相、禦史大夫的考課，皇帝有時要親自受計，例子則主要是西漢武帝受計以及東漢班固的《東都賦》②,言下之意皇帝受計並非常態。另有學者則表述得更為含混，不分西漢與東漢，認為漢代郡國上計時，皇帝要親自受計，一般則由丞相或司徒受計，由禦史大夫檢查。①又有學者說皇帝在京師時就親自主持上計，行幸郡國則就地上計，除了皇帝受計之外，經常主持上計事項的是丞相、禦史大夫。②還有學者的看法實含矛盾，稱皇帝受計是一種日常儀式，又說西漢時一般情況下皇帝不召見計吏，東漢皇帝經常直接召見計吏。③還有學者認為受計是由丞相主持，朝廷其他機構長官也會參與，計吏會參加朝廷的一些儀式，並受皇帝召，回答問題④,對皇帝是否會受計，並未正麵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