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變化是無意出現的，還是出於某種目的的設計?前文業已指出，到西漢哀帝元壽二年的儀注中，上計結束時，還是司徒出麵接見計吏，並遣吏宣讀敕文。王莽新朝情況不明。上文考證則顯示，皇帝召見計吏、授官與計吏代替刺史奏事均出現於光武、明帝時期，我們不能不從東漢初年的政局中找尋變化的背景。
首先，需要對上計活動這幾方麵變化的時代意義略做分析。對比西漢，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計吏在京師不僅要赴司徒、司空府上計，還要參加次年正月的若幹禮儀活動，至少有兩次機會麵見當朝天子，且還有可能獲得官職，留任郎官，最為戲劇性的莫如竇玄，因容儀絕眾，被皇帝選中，做上了天子的乘龍快婿。
計吏參加正旦的朝賀，如班固《東都賦》所言：“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①
承擔上呈“四海之圖籍”的，當是參加朝賀典禮的郡國計吏，同時還要向皇帝納貢。這一儀式年複一年地舉行，確如渡邊信一郎所言，帶有相當的儀式性，實現的是“對皇帝和命官之間的第一重君臣關係的更新和再確認，以及對皇帝的臣服”,並“象征以皇帝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國之間貢納-從屬關係更新的場所”。①此外，計吏還要向皇帝匯報郡國的穀價、民所疾苦，而皇帝也會隨機提出各種問題：光武帝便曾“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明帝一次正旦朝賀，好奇地問日南郡的計吏“日南郡北向視日邪”。問題若流傳至今，恐怕一定是千奇百怪。不過，古怪的問題雖多，關於郡國的治績一定是難以繞開的核心。從西漢時期丞相對計吏的“敕”,到西晉武帝對計吏的五條詔書，不難發現內容上的延續，這正是皇帝關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