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郡國上計在西漢與東漢發生一些微妙變化：西漢時期，除武帝曾四次親自受計外，並無皇帝受計與召見計吏的慣例。朝廷的主計機構是丞相與禦史府，上計結束離京前，丞相(司徒)召見計吏，並遣記室掾史宣讀敕文。皇帝若要向計吏問詢或傳達自己的想法，均要通過丞相、禦史大夫或身邊的近臣來實現。
東漢光武帝時起，計吏到京後，在向司徒、司空上計後，還要參加次年正月旦的朝賀大典，受皇帝的接見，並回答皇帝的問題；明帝時還要在朝賀之後參加明堂祭祀與上陵禮，上陵禮畢，才離京。計吏麵見皇帝應對提問之外，還有可能被授予官職，通常是郎官——皇帝的侍從。部分計吏還要負責轉呈刺史的奏事。東漢郡國上計吏京城活動的變化是光武帝強化皇權“總攬權綱”,削弱三公職權的一部分，明帝承襲父政並有所增益，但不能認為在皇帝與三公間的角力中皇帝總是勝者。長期來看，皇帝的職權在強化，但這一過程相當漫長，衡量的單位或許要以百年為尺度。在相對短的時段中，雙方職權的大小在博弈中則是起伏波動的。
本文修訂中得到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孫正軍先生的指教。2013年6月21日將本文提交清華大學曆史係史學沙龍，得到與會的寧全紅、張呈忠、黃振萍、方誠峰、陳穎飛、劉力耘、孫正軍、馬楠、王振華、王天然、屈濤等先生的指教。2013年11月2日曾就此文在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演講，得到凍國棟先生的指教，會後孫梓辛同學複提示意見，遊逸飛君亦來信指正，謹此一並致謝。
2013年6月初稿
2014年3月修訂
原刊《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99—120頁。收入本書時略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