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王朝統治中，文書是重要的手段。湖北雲夢縣出土的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內史雜》規定：“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①強調有事請示須利用文字書寫，東漢人王充指出：“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製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禦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②更是強調了漢朝統治對文書、典籍等的依賴。不過，長期以來，學界對此缺乏直觀的認識。隨著20世紀初以降簡牘與紙質寫本文書的不斷出土，文書的價值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更有學者呼籲並努力建立中國的“古文書學”。③
文書研究中涉及皇帝所發文書時，幾乎都離不開東漢末年學者蔡邕(133—192年)④撰寫的《獨斷》一書，尤其是利用書中的描述幫助我們認識文獻與出土的相關資料。這種思路的前提是相信《獨斷》記錄了(或曰“反映了”)秦漢時代，或其中某個時期的文書製度。這一前提是否成立，此前學者考慮不多。現在出土的文書日見豐富，文書研究亦日益深入，提供了移步換景，從新的角度看待文書與《獨斷》的機會。本文便嚐試將四類說的產生置於製度、時局與個人經曆的背景下，對其具體表述進行一番探討。中外學界關於《獨斷》與漢代詔書的研究極為豐富①,這裏不擬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