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廣與蔡邕兩人構建的四類說，突出了文書的字體、形製上的特點以及應用的場合與對象，力圖將四類文書置於更加富於形式化的狀態，這當然包含了對現實中各種文書特點的提煉與概括，例如策書采取一長一短的簡相間的形式，《史記·三王世家》末尾褚少孫便已指出：“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60/2115)其他文書，恐怕也是如此。胡/蔡的這種考慮，正如蔡邕對“製、詔”的解釋：“製者，王者之言，必為法製也。詔，猶告也。告，教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將“製”概括為“必為法製也”,後文更是明白指出，“製書，帝者製度之命”,突出了製與法之間的聯係，甚至可以說，他們兩位所構建的四類說，就是試圖將皇帝所發的文書納入“法製”或“製度”的軌道。他們對四類文書的描述，正是想排除現實中存在的皇帝文書的流動性與靈活性，使之成為各具特定用途與表達方式的文書，借此也傳達了他們對皇帝作用的某種期待。這種期待恰恰與時局，以及他們對時局的認識有關。而“璽書”與“口諭”被排除在“四類”之外，也可由此獲得解釋。
璽書見於曆史與當時，含義如《國語·魯語下》“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韋昭注所說：“璽書，印封書也。”秦以後指使用皇帝玉璽封緘的文書，大體對應於胡/蔡四類說中的策書與製書。而胡/蔡則放棄了以是否用璽作為區分的標準，轉向了用途、文字、用語與形製等，隻是在描述“製書”時提到“製書”“皆璽封”,蔡邕的表達較之胡廣更顯含混。依胡廣所言，所有製書均需璽封，而蔡邕的描述中，則不知是所有製書都要璽封，還是隻有“有印使符，下遠近”的製書才需要璽封。另外一點倒是很清楚，製書僅有璽封還不夠，還需要“尚書令印重封”,即要在璽封之外，再用尚書令的印另加一層封緘。究竟如何“重封”,使用囊，還是其他方式，《獨斷》中沒有說明，參考《續漢書·祭祀誌上》所錄東漢皇帝封禪泰山時給上天的文書的封緘方式(後漢誌7/3169),很可能是在璽封之外再加檢或囊，檢或囊上由尚書令來加以封緘。①這句話表麵看來是在陳述製書的封緘方式，其實不然，當胡廣/蔡邕講到“尚書令印重封”時，實際是在強調製書需要經過尚書這一正式渠道下發，暗中否定了皇帝派遣侍中或黃門常侍之類直接傳達製書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