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參照兩漢文書與統治方式，分析了胡廣與蔡邕構建的“帝下之書有四”這一漢代王言的論述中顯現與被排斥的內容，並從製度、時局以及胡廣、蔡邕兩人的經曆角度探討了如此書寫的背景。可以說，胡/蔡四類說是他們以筆為武器，通過選擇/舍棄/闡釋而構建的皇帝文書等級秩序，孔子有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之說，他們通過確立四類皇帝文書的名稱，來曲折地表達他們對皇帝與製度的理解，但對皇帝文書實際的運行與發展，影響有限。對後人認識當時的皇帝文書而言，這一述說既是便利的工具，也是一種障礙。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9年4月12—13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王言：古代世界的政治表達和權力建構”(The King's Voice:Royal Speechand Inscrip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工作坊，寫作修改中先後得到學棣孫梓辛、屈濤、陳韻青與郭偉濤諸君的惠助，謹此致謝。
2019年2—4月初稿
2019年5月修訂
2020年5月再訂
本文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祝總斌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120—153頁。收入本書時，又根據孫梓辛、郭偉濤君的意見略有修訂。交稿後獲讀孫聞博的新作《初並天下——秦君主集權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21年),此書第四章“兵符、帝璽與璽書：秦君政治信物的行用及流變”第五至九節集中討論“璽書”,匯集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值得有興趣的讀者一並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