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集的出自懸泉的107件傳文書，具體的出土探方具有較強的關聯，根據簡號注明的探方號，製成下表(簡便起見，本表及後文引用諸簡除非必要，均僅注明文末附表一中的順序號，原出土編號請參附表一。探方Ⅱ0112至0116自南向北排列，0113至0313自東向西分布)①:
(接上頁)古製”與“過所”三條，台北：史語所，1975年，第21—23、42、107頁；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19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7—35頁；薛英群：《漢代的符與傳》,《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159—161頁，後收入所著《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10—444頁；唐曉軍：《漢簡所見關傳與過所的關係》,《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第87—90頁；汪桂海：《漢代官文書製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1—63頁；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2—276頁；程喜霖：《秦漢傳榮濡與過所製度的形成》,收入《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7—38頁；李均明：《漢簡所反映的關津製度》,《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26—35頁；王樹金：《秦漢郵傳製度考》,碩士論文，西北大學曆史係，2005年6月，第25—27、33—35頁；張德芳：《懸泉漢簡中的“傳信簡”考述》,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等等。20世紀有關研究的基本情況可參高榮：《本世紀秦漢郵驛製度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第2—10頁；黃兆宏：《過所製度研究述略》,《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第145—146頁。
共出土傳文書55件，超過目前已知懸泉出土的107件傳文書的一半。這一區域或是距離傳舍所在地不遠①,過時廢棄的傳文書多丟棄在這1100平方米的區域中，尤其以Ⅱ0114、0115、0213、0214、0215這500平方米最為集中，共出土36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