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洛對存在性認知的表述的確讓我們耳目一新，為之驚歎。可是，不知為什麽,馬斯洛的認知圖景又隱隱地讓我們(中國人)萌生一種深深的如歸故裏的感覺。在說到高峰體驗時，老子、莊子和禪宗是中國人的文化境界，存在性認知中的全心身傾注、整合式的徹悟、兒童般的天真和盡善盡美的洞見也全是我們的!我們不由自主地在心底叫道：馬斯洛的新視界是在向東方的認知視界複歸!?
果真如此嗎?這不由讓人想到那場至今尚未打完的文化官司。20世紀30年代，在李大釗、胡適“打倒孔家店”,魯迅“不讀中國書”的警言之下，五四運動驚醒了一代沉醉於傳統東方文化的國人，由此，中國近代曆史的車輪開始向前艱難滾動。可是，也是從那時開始，中國人自己的民族文化浸透了一種深深的沒落感。一直到今天，這種文化自戮情緒始終纏繞在不少清醒誌士的心頭，我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用先進的西方文化來激活中國這一曾騰躍天際的東方巨龍。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另一幅圖景卻是，不少當代西方思想大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向東方走來，其中有作為人學家的海德格爾、懷特海、弗羅姆，也有作為科學家的玻爾、奧本海默、海森堡，還有眾多的藝術家、政治家和管理學家大師。西方人似乎同時發現，西方的理性在經過一條漫長的與東方文化尖銳對立的道路之後，開始出現了一種向東方古老智慧的偏斜。對此，湯因比似乎說得更徹底一些：未來世界統一之大同的主軸不在美國、歐洲或蘇聯，而是東亞!
這是一個極大的反差。兩種文化(認知視界)的現代逆轉仿佛造成了一個無解的迷。有人說，西方人對東方文明的熱情不過是洋人老闊們在酒足飯飽後對中國文化古董式的玩味；也有人喊著，中國人殺戮中國文化是“沒了宗祖”。也許，這個問題用肚子是想不清的，還是需要理性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