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充滿熱情的人類來說，現實往往是殘酷而冰冷的。特別是近代以來，西方科學與文明的進步為什麽會給人性帶來了曆史的扭曲?這個迷總像一個擺脫不掉的陰影纏繞著每一個人學家的心靈。從古典人學家盧梭開始，科學的發展就被視為人性淪喪和異化的病源；在現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框架中，科學幹脆被看成是統治階級從內在精神人格中控製人的最大意識形態之潛網。在此，所有人學家共同的理論基點都是否定性地把批判的火焰噴射在科學和技術之上，也因為如此，他們也就始終陷在一個巨大的理論悖論之中：人類曆史的行進無法缺少科學，而科學卻又是現代人本身異化的根源，這在現代社會曆史發展中科學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情境下，人學家是愈加困惑不解的。這也許需要一種新的視界來解脫。
新的思路始於新人本主義哲學家狄爾泰。狄爾泰思想的立足點不再是抽象地否定科學本身，而是從科學的實證方法的證偽開始其新的解析的。狄爾泰認為，在啟蒙運動以後，科學取得的長足進步對曆史發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科學技術本身，而在於人們以往對科學的態度，這就是19世紀以來在歐美大陸形成的誇大自然科學絕對性的那種以物為模式的實證主義思潮。在實證主義中，科學方法就等於經驗方法，人被拒斥在科學運演之外，特別是關於人文科學的主體性規定都作為形而上學而被拋棄。在這種科學觀中，人是沒有任何地位的。針對這種觀點，狄爾泰提出要建立一個把人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這種科學立法不再是經驗的因果關係，而是來自人心靈內部的精神理解。我們看到，狄爾泰並不排斥科學，而正是要建立起關於人的科學方法論，即一門內含著人類精神的科學。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