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西方思想史上傳統人學的最重要的邏輯意動格局是人的理想本質與現實存在之間無法消除的矛盾。其中，應該(Ought)是人本主義的一個關鍵性的邏輯規定。從人文主義開始，人性應該打倒神性，人應該具有人性；到了啟蒙思想家那裏，就成了平等、自由應該是人的“天賦權利”;費爾巴哈則認為，人應該是有血有肉的感性實體；青年馬克思說，勞動應該是創造性的自主活動；尼采和柏格森則要求人應該有自己的人格意誌和真正的創化能力；薩特認為，人生應該有價值，人應該是自由的……可見，“應該”是人本主義一個極為重要的先導範式。但是，多少年來，也因為現實的人類存在狀態(“是”,Be)總是與人的理想本質規定(“應該”)相距甚遠，人學家們就永遠陷在一種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價值懸設對現實的“是”的倫理批判之中。這幾乎成為傳統人學永恒的主題套曲。正是這種人學邏輯上的“斷裂”,成為馬斯洛進行新的人學建構的第二個重要突破口。他決意要縫合“應該”與“是”的分裂。
馬斯洛說，事實與價值、描述與規範、是與應該的關係這一古老的問題，“幾乎總是被看作反義詞和相互排斥的”①。這也是曆來人本主義哲學家深感棘手的問題。他認為，問題的解決隻有靠去“突破兩難困境的第三隻角”,即在應該與是、價值與事實之間架起一條暢通的邏輯橋梁。為此，馬斯洛首先要求我們消除兩種極端的盲目症。
在馬斯洛看來，一般的人容易成為是直觀(is-perceptiveness)和應該盲(ought-blindness),即太現實化，因而看不到人的潛在本性方麵的偏向。比如說，亞裏士多德在研究奴役問題時就存在著應該盲。當他審查奴隸時，發現現實中的奴隸在性格上的確奴性十足，所以就根據這一描述性事實斷定奴性是奴隸(人)的真正的、最內在的、本能的本性；再比如，弗洛伊德根據他那個時代女性心理狀態的“是”,做出女性軟弱心理特征的分析。很顯然，亞裏士多德和弗洛伊德都沒有看到奴隸和女性可能進一步發展的“應該”,這都是“應該盲”的表現。馬斯洛說：“對未來可能、變化、發展或潛能的盲目必然導致一種現狀哲學，把‘現在的是’(包括全部現有和可能有的)當作標準。”②這種應該盲是一種脫離了人的價值的“純”描述，這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馬斯洛風趣地將其稱為“一張應邀參加保守黨的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