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社會史的強勢風頭也正是得力於跨學科和理論方法多元化趨勢的推助，由此成就其“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的曆史。從社會史經曆的三次大的跨越或轉向來看，無不得力於跨學科滲透與多元化理論的影響：首先，向社會學的跨越，成就了早期社會史的開拓和學科地位的確立；其次，向曆史人類學的跨越，拓展了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視域和研究方法；最後，向生態、環境和醫療學的跨越，擴充和加固了社會史的學科領地和地位。跨學科研究和理論方法的多元化，已經是當代學術發展的基本特征和主導趨勢。
同時我們也深切意識到，“由於社會史自身理論建設的不足，人們在實際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式及西方的學術理論，這種‘借用’無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現象嚴重，造成社會史學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雜”,最終導致“自我”的迷失。“中國社會史至今沒有形成自己的話語係統和概念體係，根本原因正在於此。”①因此，在求助於西方社會史理論的同時，必須孜孜以求自我概念體係和理論的架構。應該說，社會史學界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但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具有社會學背景的周曉虹對此問題的看法與筆者所持的立場相同，周曉虹認為：“應該指出的是，盡管中國社會史研究應該也必須向社會學借鑒各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前者不應成為後者簡單的拷貝或複本。這種說法的含義主要有兩層：其一，作為中國曆史研究的一個側麵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對現代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吸收，顯然不應以拋棄曆史學的傳統理論和方法為前提；其二，作為一門曆史科學，社會史學有其不同於社會學的特殊性，因此，在社會史學領域簡單照搬現代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就難以達到正確研究曆史上的社會或社會現象的目的。”②即使是一些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也必須考慮社會學與曆史學不同的學科特征及學科要求，如“口碑資料收集方法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口述史學帶來了史學領域的‘史料革命’”。“這種方法的使用除了受到因社會史研究而起的整個史學研究的視角轉換的左右外，在具體的實施方法上顯然受到現代社會學中十分普及的訪談法的深刻影響。但是無論怎樣，社會史常用的口碑資料收集法和社會學的訪談法都是有區別的：前者涉及的是曆史見證人在以往的年代裏的經曆和感受，而後者涉及的則是現實生活的參與者在當下的具體狀況和感受。一句話，前者涉及的是經驗，後者涉及的是行為。”①正因為“社會史學和社會學是兩門不同但又有著密切聯係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要想將社會史學研究引入健康向上的軌道，除了在指導思想、研究視角和史料開拓等方麵狠下功夫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要“盡快實現社會史學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與社會學的整合”。而不是簡單地將曆史資料或史實套入社會學的模式之中——“社會學化”。所以，霍布斯鮑姆的提醒不是沒有道理：“社會的曆史不能依靠運用其他科學內容貧乏的現成模式來寫，它需要架構恰當的新的模式——或者起碼需要把現有的框架發展成模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