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餘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製及其近代演變》
餘新忠所著《清代衛生防疫機製及其近代演變》①一書(以下稱餘著),我幾乎是在出版的第一時間即獲閱讀。粗略翻閱之後，情不自禁又反複品讀，終於有了一種想寫點文字的衝動。在新時期以來“新史學”的發展進程中，這確屬一部難得的上乘之作。從某種角度看，新時期以來的史學發展是以“新史學”話語來詮釋自己的時代價值的，它以不同以往的新領域、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甚至新話語等，標示了一個史學發展的新階段。在這一時期，刻意求新的史學成果林林總總，難以確數，在張海鵬主編的《中國曆史學30年(1978—200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和曾業英主編的《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總結性史著中，分別已有一個基本狀況的展示。一定意義上，新史學的開拓與建構是新時期史學所獲功績的主要方麵。
“新史學”的內涵與外延極具爭議性。學界據以討論這一問題的時間與範圍幾乎可以涵蓋近代以來曆史學的大部；其釋義之寬狹、內容界說之淆亂，因人因事而歧異紛呈。②本文不擬糾結於概念本身之爭，隻是從問題的學術聚焦和學術討論的可操作性出發，以兩個視角來限定這一學術用語的基本義涵：新時期以來史學演進的新走向或新態勢。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繼出現的社會史、文化史、環境史、醫療社會史、區域史以及新社會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等，均可一概目之為“新史學”之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