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學科方法引入曆史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史學方法論研究的最大亮點。”④30多年來，伴隨著新史學大幅擴展的就是新理論、新方法的不斷湧現和植入。“大量翻譯、引進了西方國家曆史學領域的理論研究成果……所謂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生命派的曆史理論、分析的曆史哲學等，所謂文化形態史觀、現代化史觀、全球化史觀、環境生態史觀，所謂實證主義史學、年鑒派史學、社會經濟學、曆史人類學、比較史學、計量史學、心理史學、社會史學，以及以係統論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研究在史學研究上的應用，乃至後現代史學等。”①20世紀80年代之際，不僅僅是西方史學方法的廣泛引入推介，甚至當代自然科學的係統論、控製論和信息論，即“三論”,也成為重新建構曆史學的“‘新的理論層次’、‘新的曆史精神’,並以之改造‘唯物史觀’重新構築中國曆史的解釋體係，甚至重新改寫中國通史”。曾經一時間，“‘三論’熱潮以咄咄逼人的態勢席卷了整個史學界，構成對既有曆史研究模式的最大威脅”②。
20世紀90年代後新史學雖然在史學方法論方麵相對沉寂，但卻有新的轉向。口述史學及其口述史學方法，被認為是亮點之一；相繼而出的區域史理論與方法、曆史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等③也成為“新史學”追求的新景象。
“衡定一個時代曆史學的進步可以有多項標準……一個更為本質的大標準，這就是史學觀念或史學思想。這是一種深刻的力量，任何一個時代的曆史學都是通過觀念和思想達成了自己所屬時代的史學目標，並因此而形成了史學史上的起伏、變化和進步。”④新史學在方向開拓和體係建構的進程中，對於理論與方法的熱衷和努力已經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可以肯定的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從來不缺少豐富的理論來了解和揭示自然和社會的關係。”⑤新近的環境史的興起也如此，學界“視之為曆史研究的新視野、新範式，也就是一種‘新史學’”。有學者認為這將“催生出中國史學的新革命”①,甚至聲稱“21世紀的新史學，則以天、人合一肇其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