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的史學發展麵相各異，理論與方法取向多元。在如此紛繁複雜的表象下，其實也有著一個相對主導的訴求，即對以往史學體係或理論詮釋框架的解構——當然，有些是“無意”的解構。已有學者深刻地指出：“近年來，具有後現代色彩的‘解構主義’充斥盛行，對一切事物都要下番‘解構’的工夫……導致史學研究的‘無形化’,即導致研究客體整體形態的支離破碎，以至消失。”因此，盡管“過去30年，學者在理論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西方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接踵而至，新的研究方法層出不窮，讓人目不暇接”①,甚至在不斷解構的過程中，倡言以“新革命史”範式以取代“革命史”範式，“三十年來各路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正是這一新革命潮流當然的組成部分”②,但其史學努力的實踐效果並沒有贏得學界的認同。一方麵，“過去30年學界對西方新理論方法的追求，也大多僅僅借取了幾個看似時髦的名詞概念……‘最新最好’的理論方法未學到手，近代新史學興起以來形成的實證主義史學傳統以及新中國成立頭30年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卻統統丟失”③。另一方麵，後現代範式“一定程度上又構成對新史學的反動。這與後來教條化的革命史如出一轍，隻不過在後者的曆史敘述中其精英的麵孔換了一副新模樣，即‘革命精英’”④。
如何超越新史學發展中“係統性的缺失”,從而將“理論追求上的淺嚐輒止與見異思遷”⑤的流風導向整體性觀照與係統理論建構，無疑是新史學能夠最終獲得屬於自己時代價值的方向性變革。對於一個時代的學術使命而言，學理詮釋體係的建構，遠比對以往體係的“解構”更為重要。基於此，將餘著置於整個新史學發展走向中加以觀察，自會發現其獨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