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當然不是哪個個人隨心所欲的產物，而是在麵對史學危機的現實困境中尋求突破的曆史性結果。30多年來的高歌猛進，可謂是新史學發展態勢的一個形象描述。新時期以來持續推進的新史學朝向，對於史學的基本麵貌、理論模式和學理架構的衝擊幾乎是全方位的，它使得既有的史學樣貌發生了根本性改塑。從破與立的兩相作用上看，它以“解構”既有史學理論模式的方式形成了“破”的效應，卻在“立”的方麵未成功業。除了不時呈現的新概念、新話語、新標簽外，新史學並未推出屬於自己時代的典範之作，也未在學術命題的辨識與爭論中形成奠基性進步。就此而言，頗有點類似於梁啟超對於近代新學的定評：“我們鬧新學鬧了幾十年，試問科學界可曾有一兩件算得世界的發明，藝術家可曾有一兩種供得世界的賞玩，出版界可曾有一兩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隻好等第三期以後看怎麽樣罷。”②
因此，進入21世紀之際，人們更多地在反思中再度尋求新的轉向。一方麵，“愈來愈多的學者不滿足於簡單照搬西方的史學理論和方法，開始轉向將其與中國曆史實際相結合的研究”;另一方麵，“由大多數以主要精力關注曆史細節的研究轉變為同時兼顧曆史大視野的研究”。③餘著可視為新史學發生轉向的一個代表作。它立足於學理性建構，以堅實的史料為根基，超越了單純的西學移植或概念移借，完成了曆史邏輯和本土話語密切結合的建構努力。
如前所述，餘著立足於學術問題導向。但真正的學術問題其實也是重要的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從來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問題，它與整個社會存在及社會機體、製度、文化共生共存。如果深入思考並刻意尋找瑕疵的話，我們也不難發現還有些相關性論題未能論及或未在書中深入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