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近代中國曆史而言，雖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定性也曾爭議不小，但近一個時期以來的焦點卻主要存在於“半封建”之釋義上。不少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之典型封建製度(社會)隻存在於西周，秦漢以後之中國社會不僅不是“封建製度”,而實際上是一種“反封建”之社會製度(中央集權)。顯然，明清之前的中國本不存在封建社會，那麽,近代中國“半封建”社會之說豈非無根之木。此外，中國現代語境中的“封建”與西歐之封建製度(feudal system)(“封土封臣”"采邑領主”)也相去甚遠，似也未合馬、恩封建社會之釋義。尤其是馮天瑜《“封建”考論》的問世，引發了更深層也更熱烈的學術論辯。已有學者認識到，20世紀中國的“封建說”,顯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誤植”問題，也不僅僅是“論者不通古義、西義”的問題。①持此論者多從兩個方麵展開自己的論題：一是以典型的封建製度(西歐與西周)與秦漢以後的製度做比較，借以形成“製度相異”的論說優勢；二是主要以卡爾·馬克思和馬克·布洛赫關於封建社會與封建主義的論說做比照分析，借以建立自己解說的理論前提和學術依據。但是，對於“封建主義”何以在20世紀的中國形成一種時代認同，而絕不僅僅是陳獨秀的“泛封建”觀個人的影響，也不僅僅是所謂“非學術對學術的幹擾”所致①,它如何在“時代主題”下獲得了具有新的價值等更為深遠的問題，恰恰被疏漏了。
20世紀的“封建”,尤其是“半封建”概念的凝練，以及它所揭示的時代特征，都不是僅僅以西歐或西周之“封建”製度的比對所能詮釋或所能否定的。隻有進入當時的曆史語境中並理解其“時代主題”後，才能獲得對於它的確切理解和認識，亦即近代的“半封建”概念雖與古代的“封建”語義不無關聯，卻更有超越性，從而具有了時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