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尤其是人類認識事物的早期概念是前科學思維時期的日常生活概念，這種最初形成的概念，通常是作為對周圍事物的感性經驗的直接概括，並不具有很高的抽象性。而且，人們對於同一事物的認識往往會形成不同內容的科學概念。不同的學科對於同一事物會形成不同內容的科學概念，而在同一學科的不同理論中，對於同一事物也會形成不同內容的科學概念。馬克思所指稱的“封建”,當然不等同於西周的封建製。而在近代中國逐步形成的“半封建”理念，既不是簡單地本源於西周的那個封建製，也不是直接類同於西歐的封建主義，而是在中國社會曆史遺存的現實與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論說理解基礎上的再認識。但由此引發的問題，卻不僅僅是一個詞語理解的問題。如果不能把握“話語”的時代特性，進入特定的曆史“情境”,無論是“盡信古書”還是“盡信經典”,走“以古義而框約今世”的偏途，恐怕並不能有助於中國學術或學科建設的真正進步。
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急劇動**，政治格局不斷變化，軍閥與地方分裂主義構成近代民族一國家重建的主要障礙。因此，“當‘封建主義’一詞被用來解釋軍閥和聯邦主義運動的奸詐關係時，原則與偶然因素便融合到一起。……軍閥讚助之下的聯邦主義，與‘封建舊勢力’的所有其他殘留一道，恰恰是國民革命所要征服的又一個敵人”,因為“他們在分裂國家、與帝國主義‘合作’方麵的明顯作用，清楚地對應著國民革命的雙重目標，即國家統一和獨立”。①這一特征恰恰對應著“封建”的“古義”之一，“中央集權主義者憎惡的目標，是地方社會中的‘封建’方言，後者抵製中央集權化的民族國家”。②
清王朝的最後十年，“省”成為紳士的重要活動舞台。省級紳士是兩個互相區別但又相關的過程的受益者，一個是政治下移，另一個是政治進化。“清末新政將權力從中央轉移到各省，同時幫助(各省)將權力從地方向省裏集中。辛亥革命爆發，省級樞紐得到強化，當時新成立的省級機構越來越熱心於從中央獲得自治，卻拒絕向地方權力讓步。地方公共團體也經曆了類似的發展。”晚清以來，在地方自治的製度變革進程中，事實上“鄉村紳士盡管在推進民主‘自治’方麵發揮了先鋒作用，但也被視為封建的，因為在國民黨政權那裏，封建主義與地方自治的要求是相等的”③。所以，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確定：“封建勢力以土豪劣紳為唯一之基礎，土豪劣紳為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之工具，為直接掠奪工農利益者，為阻礙農工團體之發展者……提出‘打倒土豪’口號，蓋非此不能鏟除封建勢力之大本營，而使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失其依據也。”④不僅國民黨如此，對於共產黨人來說，“聯邦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的相對優點，完全是被放在死而不僵的‘封建勢力’這一框架之內來評估的”⑤。在當時特定曆史條件下，“反帝反封建”已經凝練為時代主題。作為時代主題，在20世紀20年代使用“封建主義”有助於解釋他們的困境：“此階段的獨特特征是經濟、文化和政治統一。隻有統一才是進步的，分裂意味著反動。”革命對民族語言形成的最終貢獻，在於它對“封建”一詞本身的再發現和再利用。“將封建主義與分裂，並進而將分裂與反動等同起來，顯示了針對披著各種外衣的封建主義——議員、文化、社會組織和政治管理——的革命力量。……它們具有足夠的包容性，能超越中國內部的種種差異，但又具有足夠的排他性，能在現存的民族國家本位的世界秩序內賦予其使用者一種公認的認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