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結構的錯動過程中，打破固有結構序列並排擠“農本”而爭得“四民之首”地位的力量是曾居“四民之末”的“商”。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商”經曆了由末而本，由末而首的上升性運動過程。因此，相對於傳統的“士農工商”結構，這便是一個顛倒了的世界。“商”確乎贏得了時代中心的位置：“今之世界，一商務競爭之世界。商務盛之國則強，商務衰之國則弱。”①“泰西各國，皆以經商為立國之本。故其國家之視商人，不啻父兄之視子弟……國與商聯為一氣，相為依倚，無或睽隔，故能如聲息之相通，指臂之相應也。”②月換星移之間，“商”已不再是“峨冠博帶之儒，且從而輕鄙之”③的賤業了，而浸浸乎成為關乎民族興亡抵禦外侮的立國之本。“吾謂今之國，若有十萬之豪商，則勝於有百萬之勁卒。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必由此道，乃可不戰屈人。”④當然，這並不取決於“商”的地位或其力量的強弱，而是世界曆史發展變化的必然程序。時也，勢也!
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衝破了民族、地域、國家的界限，湧向了整個世界。它要“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在叩擊中國農本經濟結構的窗扉時，恰恰是商品經濟顯示了巨大的優勢：“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⑤於是，被中國傳統觀念視為“**巧”之物的商品首先衝垮了“上都少年”的精神堤防，他們以追求“舶來品”為樂事。“凡鍾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①在“士農工商”這一穩定的社會結構中，隻有以農致富才是“本富”,才符合社會倫理規範，以商致富是“末富”,是舍義逐利而有傷於世俗人心之淳正。基於此，有多少滿腔義憤的守道之士曾主張杜絕由外國人掀起的商品湧動的浪潮，嚴防“**巧”之物的**。但是，風俗人心的道德戒律終究敵不住商品價值規律的強大威力，所以對商品的杜絕都失之愚頑而無濟於事。不過幾年，“悅上都少年”的西洋商品幾乎“家皆有之，遍及窮荒僻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