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活內容的變化更新為“士農工商”結構錯動準備了基本的社會條件，即使如此，單憑“四民之末”的“商”的掙紮和奮鬥，也難以獲得“國本”或“四民之首”的地位。沒有“士”的覺醒和推動，“商”的本身力量及其社會地位的變動，將會失去社會文化或社會中堅力量的支撐而不被社會所認可。“士農工商”結構的錯動，是借助“士”的力量來實現的。
近代之“商”社會地位變動和社會結構錯動的思想文化前提，是“重商主義”思潮及其對傳統“農本”觀念的衝擊。知識分子並不僅僅是現存社會秩序的維係者，作為人類社會智慧的繼承和傳遞者，知識分子還擁有預示未來並規劃未來社會的遠見和自覺。
“重商主義”思潮是近代社會結構和“商”的地位發生根本性變動的時代先聲，是中國社會由農本經濟向近代商品經濟轉變的啟蒙思想之一。如果說“商人”階層是以“經濟”的增殖來表現自身實力的話，那麽,智慧和遠見則是屬於“士人”階層力量的主要要素。因而，及早地站立在近代社會的前列，為“末商”和現存“士農工商”社會結構提出改造方案的，不是“商”本身，而是昂居“四民之首”的士。“士”是近代“重商主義”思潮的倡導者和傳播者。濫觴於19世紀60年代，盛行於80年代的近代“重商主義”,幾乎成為幾代知識分子共同創造的時代思潮。
早在19世紀60年代初，曾國藩就萌發了“商鞅以耕戰”的認識，70年代李番(湖廣道禦史)明確提出了“以商敵商”的對外方略。雖然這些睿智的主張最初僅如夜幕流星，倏然一去，未能引起社會的注目，但它們卻被知識分子探尋未來的目光所捕捉。從此，以“重商”為主體內容的，包含著“立國之本”“禦侮手段""價值觀念""平等精神”的時代思潮，就在“士”的推動下洶湧前行。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後，“以商務為體”"以工商立國"①的認識迅速形成波及整個社會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