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如果社會流動隻是局限於一個封閉的等級圈內，每一代人都隻是通過流動進行社會結構的再生產，而不能形成整個社會的流動，那麽,封建社會就會穩定地永遠存續下去。然而，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畢竟開始發生裂變，穩定的社會分層狀況被打破，社會分工科層化(Bureaueratization)。整個社會結構開始由封閉走向開放，這導致了社會流動發生質的變化：由封閉型流動發展為開放型流動；社會流動開始衝破等級身份的阻礙，在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中發生。
近代中國社會處於劇烈的變動之中。西方列強以攜雷挾電之勢向古老的中國進逼，“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①。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機器、新的生活方式及其價值觀等，近代社會的諸多變化，促使社會階級結構關係也發生急速變動。這一變動首先表現為普遍的社會流動現象。
封建社會結構中的社會流動是封閉型的，社會階層的垂直流動主要局限於平民一紳士之間。這種閉鎖的社會流動突出體現為封建社會結構的社會關係的再生功能，而不曾體現為社會經濟、技術進步引發的社會結構變動。因此，本質上封閉的封建等級、身份製度，從根本上限製和阻礙社會流動，致使紳士階層不僅成為非身份性平民流動的唯一社會定向，而且借助科舉實現製度性流動的社會集團力量也主要限於紳士階層。
中國社會由古代邁向近代以後，社會生活發生了亙古未有之變化。“邇來歐風東漸，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向來單純之農業，端不足以應今日繁重之需求，於是工商興焉……”②在娘子關內的山西新絳縣尚且如此，通都大邑和東南沿海地區的生活變化更是可想而知。隨著新的經濟關係的產生和發展，隨著社會分工的日趨精細，“世業恒為”的職業結構和“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模式發生了裂變，與新的經濟、技術、職業聯係著的社會流動的普遍發生，便成為中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