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新舊蛻變嬗替的社會變革過程中，社會流動的形式與內容，自然昭示出一個時代行進的曆史趨向。紳士階層不僅僅是封建社會結構中社會流動的“交匯點”,而且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結構中流動演變最為劇烈的集團力量。在近代社會結構的曆史性裂變過程中，“士農工商”的傳統結構發生了根本性錯位，標誌著紳士階層由封閉型社會流動向近代開放型社會流動的過渡。
隨著近代買辦商人和新式商人經濟實力的增強，商人階層對於近代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日趨增長。因此，近代商人不甘蟄伏於“四民之末”而努力向紳士階層流動，“惟經營大獲，納資得官，乃得廁身縉紳之列”①。由於對外貿易的興盛，在滬的浙江寧波籍買辦集團自上海開埠後，已逐漸取代了粵籍買辦的地位，如楊坊、陳竹坪、陳裕昌、王槐山、王一亭、虞洽卿、葉澄衷等皆因買辦而致巨富。他們一方麵將其資財投向新式企業，另一方麵以其資財捐納職銜翎頂，向紳士階層流動。浙江南潯是貿易繁盛的絲業市鎮，因營絲而富的梅鴻吉、蔣堂、劉鏞、周昌熾、龐雲增也都千方百計躋身於紳士階層。在近代，驟富的商人們或者像南潯四象之一的龐元濟捐納官銜②,改善其社會地位；或者像木瀆鎮商人錢堅以經濟實力使子孫獲取科舉功名③。近代由商向紳的流動，不僅改變了紳士階層的構成，而且也必然導致封建身份等級結構的破解。曆史運動的最終結果常常與它最初展示的曆史表象的變化方向相反，或許這正是人們永遠追求而又不易探尋到的客觀曆史規律的殘酷無情。
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化和近代新式商業、企業的不斷湧現，由“商”向“紳”的逆向滲透很快被“順向滲透”所取代。傳統的功名身份甚至官職爵祿已不再是社會唯一的價值指向，失去了固有的吸引力。由官紳向企業主流動的朱仲甫深有感觸地說：“我從政數十年，乏味的很，要做實業。”④上海開埠初期，就有一位買辦勸告他醉心科舉功名的侄兒說：“我建議你不要投身宦途……過去十年外商在上海販運絲、茶出洋，牟利頗厚，業務極為興旺……我希望你學習英語，然後我推薦你到洋行工作。”①曾經居於傳統社會的“末商”,居然對“四民之首”形成如此巨大的吸引力，這一社會變動無疑體現了時代邁步前行的力度。“同光以來，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營商業者，有罷官而改營商業者。”②社會價值指向發生了根本性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