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是一定的社會結構機製的作用。在人們相互作用的社會中，以個人和社會集團的社會地位變動過程為基本內容的社會流動，更為鮮活豐富地揭示出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及其演變趨向。桑巴特(W.Sombart)說，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人們由社會權力獲取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們由財富獲取權力。這是對兩種不同社會結構中社會流動方式和流動方向的揭示。但是，在新舊時代轉換的曆史過程中，紳士階層的社會流動具有怎樣的特征呢?
第一，封建的功名身份依然是社會流動的起點或基本條件。在典型的封建社會結構中，紳士階層的社會流動基本依循“由貴而富”(由社會權力獲取財富)的方向發展。他們通過科舉製度(或其他非製度化途徑)獲取功名、身份，“學而優則仕”固然可以立於廟堂之上，學而不“優”也可憑借已有的“功名”身份回到鄉村社會控製基層權力。“二者巧妙的運動使中央和地方都能受到同一階層的支配。”①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封建的功名身份並未猝然廢棄，它依舊從根本上保障紳士階層社會地位的確立和對社會權力的攫取。“彼國之人，一為官吏，則蓄產漸豐，而退隱之後，以富豪而兼紳貴，隱然操縱其政界之行動，而為鄉同之所畏忌……次之者為紳商，此中固也有相當之官階……常表麵供職於官府，而裏麵則經營商務也。”①不僅流向近代大企業的是那些“通官商之郵”的大紳士，就是商人、買辦也要利用捐納途徑買得翎頂輝煌，躋身紳士階層。盛宣懷不無感觸地承認：“目前辦理商務，若不願為他人之下，仍可列主事之銜。”②因此，在紳商之間的互滲互動過程中形成的近代紳商集團，其實就是封建身份與近代資本、傳統紳士與新式商人的膠合。在此情況下，封建功名身份仍然是個人社會地位變動的基本保障。盡管紳士階層中不乏先覺者率先自願向近代商人流動，形成了跨越階級、階層的社會流動，但對於紳士階層整體而言，仍局限於本等級圈內的流動。對此，我們通過光緒年間浙江杭州和福建部分地區進士、舉人的考取情況，可以略知一二。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