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紳為一邑之望，士為四民之首。”③在“定貴賤，明等威”的封建社會，紳士階層享有徭役優免權或其他法外特權。“家有舉貢士，敢把錢糧蝕；孝肅與忠介，所以疾巨室。”④他們是清朝專製統治的社會基礎。所謂“官於朝，紳於鄉”則較形象地說明了紳士階層的獨特統治地位。紳士占據公產，獨攬錢糧，與地方官員“扶同舞弊”,公同分肥⑤;起滅訟詞，武斷鄉曲。⑥且不說地方官走馬上任首先拜會一方紳耆，甚至地方官升遷任免也取決於紳士們的好惡。⑦
誠然，紳士階層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有時也同封建統治集團發生衝突①,甚至也同民眾鬥爭結合起來反對惡豪與官府②。但是，在正常的封建社會統治秩序中，紳官衝突的外在現象還不具有內在的本質對峙。
社會階級的分化變動是在巨大的曆史變動的陣痛中逐步分解形成的。
鴉片戰爭揭開了近代中國曆史的第一頁。由於民族矛盾的激化，紳士們也曾同民眾結社團練，抗擊“英夷”侵略③;生員鄒伯奇、李善蘭則專意於近代化學、船械的研究④。自發行動不足以導致整個階層的分化，個別事例也不能影響階層的整體變動，但在近代社會的劇變中，它畢竟預示了這一階層的曆史命運。
“階級間的關係的變化是一種曆史的變化，是整個社會活動的產物，總之，是一定‘曆史運動’的產物。”⑤階級分化不發生在社會變遷的開端，而發生在社會變遷的一定曆史階段。導致整個紳士階層分化變動的轉折點是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一戰，蓑爾日本竟擊敗了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中國之甲午中東一役而情實露……蓋不獨列強之所以待我者大異乎其初；即神州之民所以自視其國者亦異昔。於是黨論朋興，世俗之人從而類分之，若者為舊，若者為新”⑥。“士夫之有知識者，亦知非變法不足以自強。”⑦紳士們受到內憂外患的強烈刺激，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們對社會現實不能不加以認真思索。先前鄙視實業、藐視商界的觀念遽然改變，對清政府的依賴心理也陡然渙解，紳士們開始棄置空泛的浮議和對官場的向往①,走向充滿危機的社會。麵對甲午敗局，紳士們意識到“非輸入新學術，不足以濟時艱”②。“遂謀振興實業，策勵自強。”③於是，紳辦之蘇州蘇經絲廠、蘇綸紗廠、杭州通益公紗廠、無錫業勤紗廠、通州紗廠等相繼興起。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