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分化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近代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亡國滅種的緊迫感，清政府的政治昏聵，引起了紳士階層的分化。甲午中日戰爭使外患嚴重和內政黑暗充分暴露，它引起異常強烈的社會反響：“可哀哉中國，可憐哉中國!”“龐大中國竟不能敵一蓑爾日本”②,以致“國威喪削、有識蒙詬”③。民族災難和恥辱比任何說教更為有力，它使人們懂得了“國事敗壞，由於朝政昏謬”④,“政府既已無可望矣”⑤。它使紳士們從封建政治文化的氛圍中解脫出來，從事實實在在的事業——實業。張謇由此“專意於實業、教育二事”⑥,成為狀元資本家；曾樸少年科第，也因《馬關條約》奇恥大辱，覺悟到“中國文化需要一次除舊布新的大改革”⑦。紳士們雖有不同的等級身份，有不同的個人生活曆程，卻有大體相同的深邃執著的社會識見，這是社會曆史運動的力量作用於個體人的頑強表現。正是紳士們不約而同的實踐活動，隱現著人類旨在探求的曆史發展的必然。
近代中國的社會曆史條件，對於任何階級和階層而言都是同樣的，不同的則是紳士階層首先具備了分化的條件。
紳士階層還是一個社會知識層。當一個民族、國家受到文明程度較高的外國的軍事、經濟、文化侵略時，首先覺醒的是社會知識層。隻有具備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才有可能對兩種交鋒的社會進行真正的橫向比較，才不至於永遠囿於“蠻夷”或“奇技**巧”的狹隘觀念。張謇就是通過中外對比，洞悉中外大勢，認識到“圖存救亡，舍教育無由，而非廣興實業，何以取資以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當兢兢者矣”①,才能“推原理端”,認識到“不得不營實業”②。舊文化是新文化發展的基礎，即使是傳統的封建文化。梁啟超在《論中國之將強》中滿懷希望地說：“其灼然有見於危亡之秋、振興之道，攘臂苦口思雪國恥者，所在皆有”,“後起之秀，年在弱冠以下者，類多資稟絕特，誌氣宏遠，才略沉雄，嗟呼!謂天之不亡中國也”!③梁啟超所言足以說明社會注意力一般是集中於社會知識層的。近代社會是走向開放、社會聯係廣泛的社會，從“老死不相往來”,進而梯山航海，知識也就愈見其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