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社會有三個與傳統中國社會構型不同的轉變：第一，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第二，身份—等級社會向職業—階層社會(或市民社會、公民)轉型；第三，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是基於不同學科背景和角度對社會轉型的認知。此外還有其他內容的變遷，或是製度變遷，或是體製轉軌，或是政治變革等，均非社會轉型含義所指。三個維度、三個層麵的社會轉型，相互關聯，相互之間具有深度影響或製約關係，卻不一定同步、同時發生和展開。
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洋務運動開始。以大機器為生產手段的近代工業的出現，不僅意味著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而且為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明示了曆史趨向。“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填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①“我國機器工業，肇始於同光，建設於清季”,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在新的機器生產、工藝技術、社會分工等管理製度基礎上形成的新的社會生產方式，推動著傳統農耕文明向近代社會文明的轉型。洋務運動的發展，本身會呼喚人才。洋務新學及其專業學堂體製的確立，就是這一社會需求的產物。中國社會文化結構也發生了空前變動，以儒家獨尊的文化一統格局受到“西學”的衝擊。
北洋、民國時期，工業發展各有特色，也不乏成績。工業化方向或進程並未中斷。就工業化或者現代化建設成就而言，“在抗戰前達到了舊中國經濟史上的最高峰”①。“抗日戰爭前的半個世紀，中國經曆了一個工業化過程。中國經濟取得的進步，無論在規模還是在影響上，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幾個增長速度很快的國家相類似。1914—1918年、1931—1936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甚至超過日本。因此中國是少數幾個取得成功增長的不發達國家中的一個。”經濟學家們的研究表明，1912—1936年，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達9.4%。②從19世紀後半期開始，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迅速擴大，到抗戰前，在工礦交通業中已占據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