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為符號學的概念，意指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⑤曆史文本是“某種敘事邏輯和結構支配下的產物”⑥,文本的敘事離不開其賴以產生的文化。關於義和團的一係列文本，無論是表現型文本，還是表意型文本，都深植於特定時期的社會文化結構之中。對同一時期不同類型的文本進行共時性分析，能從中窺見文本中所體現出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一個多元的、不斷建構的過程，它呈現的是一種集體情感的歸屬感，代表一個特定群體的共同文化訴求，故而不同曆史時期的義和團文本，所承載的文化傳統是不同的。
清末民初，描述義和團的詩詞數不勝數，繁多的詩詞文本可分為三類，即敘事詩、諷刺詩和抒情詩。①文本中雖有對義和團略表同情之作②,但大部分都是站在反對義和團的立場，“盜賊”“亂民”“暴徒”這樣的字眼常被用來形容義和團。義和團民眾被比喻為“狐鼠”,被指為“聯群狐鼠聲同和”③,“縱橫城社驕狐鼠”④;或被形容為“虎狼”,喻指義和團的殘暴，說“虎狼一過傷心地”⑤。文本中，義和團事件被描述為“荒唐說部演封神”⑥,時人將義和團視為封神榜的再次表演。同時這一曆史事件被比喻為“兒戲”,人們戲謔“戰爭真兒戲，軍由小子行”⑦,嘲諷“六國不知是兒戲，旌旗拂天炮震地”⑧。義和團事件的爆發，勾起了文本作者對曆史的回憶，黃巾起義等中國曆史上爆發過的農民起義被拿來與義和團相對比，故而詩人慨歎“明明狂寇似黃巾”⑨。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詩詞文本中，傳統的“夷夏”觀念仍然浸透其間，“民族利益的意向被傳統的文化認同嚴密地包裹著，並沒有凸顯為時代性價值”①。在有關義和團的詩詞文中本，舉以下例證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