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中呈現出的義和團由“拳匪”走向“英雄”的曆史進程，彰顯了文本賴以存在的文化認同的多元性與多變性。同一曆史事件，文本展露出“拳匪”與“英雄”兩個如天淵之隔的社會記憶。究其原因，我們不難體悟出不同曆史記憶主體利益訴求的不同。然而，記憶具有社會性，不同的社會需求促成記憶者對事件意象的重建，不同的社會情境造就了對義和團的不同評價，這些評價以文本的形式在社會中流動，又使得社會情境浮現或被凸顯。正如哈布瓦赫認為的，對於記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記憶者本身對過去所體驗事件和意象的回憶，而是社會的需求促成了記憶者對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說，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①對義和團的再記憶受限於特定時代需求和曆史文化背景，也定義了這個背景。
清末民初關於義和團的文論文本，充斥著改良派與革命派的政治訴求，而這些政治訴求也正是那個時代需求的顯性狀態。作為改良派領袖的康有為，表麵譴責“拳匪作亂，殺害各國人民，困及公使，禍酷無道，聞之憤怒，令人發指”①,實則指斥以慈禧為首的後黨為“偽政府”,稱“日來所出之偽諭，文句鄙俚，膽氣震懾，不稱團匪，而稱團民，不成國體，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謂天奪其魄也”②。他主張“誅拳匪而清君側”③,並且欣喜地認為“此次諸賊之結拳匪，此殆天亡之，以興我新黨者”④。“拳匪之亂，天為複聖主而存中國”,將義和團視為實現其宏偉政治藍圖的契機，高倡“天特以啟中國維新之基，而為聖主複辟之地者也”⑤。梁啟超也將義和團呼為“拳匪”,並將此次事件形容為“天下最奇最險之現象”,認為義和團“為政府所指使，為西後所主持”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