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是一個曆史事實，它經由書寫而形成文本，文本與語境的結合則構成了曆史的重構。以文本形式出現的義和團，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曆史事件和一個純粹的客觀存在，它更多地表現為一個“被敘述的”人為建構物，是一個社會文化問題。義和團成為“義和團”是一個話語建構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文化建構的過程。
在清末論述義和團的文本中，義和團運動被形容為一場“國變”,“國”字毫無疑問指代的是清政府。關於義和團的文本記述有許多值得強調的地方，尤其是它們曾長時期內流傳在後來文本的表述中：第一，義和團是邪教、匪徒；第二，庚子之亂是由義和團運動引起的。在清王朝統治模式的邏輯前提下，在“天朝”的思維定勢中，追隨者們順理成章地得出結論：拳匪禍國。即便是以康梁為首的新派力量，也將“慈禧”歸入義和團事件的責任人中，主張“聯外人以救上”①,於反對義和團主張中顯見其最終指向仍是維係清朝統治；義和團仍屬“國變”的性質。革命派則大多基於其強烈“排滿”立場，不認可清朝統治的合法性，斷然不將義和團歸入“國變”的範疇。革命派的文本中，有將其稱為“野蠻之革命”而予以批駁的，也有將義和團視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聲”而讚揚的。雖然兩者對於義和團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但卻有一個共同點，即將義和團從“天朝”話語轉向了“革命”話語。
中華民國建立後，出於對現實政治的無望，新知識分子謀求文化救國之路。此時，作為曆史記憶的義和團，更多地則是以一個“文化上”的符號出現。由資產階級革命派開啟的義和團“革命”話語一度似乎銷聲匿跡。直至五四運動，原本隻關心思想啟蒙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街頭關心政治建構，在國民革命氛圍下，斷裂的“革命”話語，重新接續上了曆史。這一時期義和團被反複提出，談論義和團的文本大量湧現。這些文本使得十幾年前模糊不清的“革命”話語被不斷明確。關於義和團的曆史表述，出現了一些新的解釋。雖然各種文本對義和團的解釋不盡相同，但多種分析闡釋卻都體現和認同一個基本前提，即義和團的反帝性。在這種模式闡釋下，“義和團的反帝性”成了最小的分析單位，此乃時人共同的認知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