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預備立憲”為程式的政體改革，很多內容並未能在中央體製層麵得以落實，而是借助地方改製實驗為樣板，以求得漸趨推進這一“樣板模式”展開的。袁世凱在天津率先實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對於製度性近代轉型的樣板價值，是不無意義的。
中國曆代地方司法權，例由地方各級行政官員主宰。司法與行政合一，弊病叢生。一州一縣的司法組織就猶如一張由印官牽頭，幕友、長隨、佐雜官、書吏、差役、鄉保一層一層組織的法網，又由一個個州縣的法網組成全國的專製統治法網。③在清末“立憲”政體提上議事日程後，袁世凱力主仿行憲政的第一步就是改革官製。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製，將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設總檢察廳，受法部監督，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各省設立檢察廳、審判廳，各府縣亦設立相應的機構，地方各級檢察廳受各省提法司的監督。警官局、檢察院、法院三者分工明確，形成係統的司法體係。這次司法改革是由直隸天津府縣先行試辦，然後逐步推廣的。①
法律或法製內容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將為整個體製和社會轉型提供基本的保障。言變法而法之不變，將從根本上妨礙製度性變革的正常運行。“近年以來東亞士夫凡關心時事者，莫不嘩然而言變法矣。朝上一書則曰變法，夕進一奏則曰變法……而不知變者皆非法，法實非曾變。且非惟法未曾變，即所變之政治、之軍令、之生計、之教育，大抵務增其新，何嚐一革其舊，無惑乎?……且夫中國者，一上下紛擾絕無規律之國也，數千年來曾未聞勒定一群之法而守之。……既不為民劃定明確之範圍，又不使民知法為何物，下固無所憑借以自固，上尤得以輕重出入於其間，而一二貪官汙吏因挾以行其私……則有法與無法等。……此中國之所不能振興以至於今也。孟德斯鳩之言曰，法律者，人生所不能須臾離者也。……故夫法律者，國家所恃以存立。……故泰西立國，他事未遑，即注意於立法、行法、司法三大政，而從事於法治之實行。……惟我中國向以人治，不以法治……以無法之國之民立於天演之界，豈不危哉?”②因此，天津地方司法現代性體製的建構，實具有“今欲挽回而補救之，舍易人治而法治，實無以革數千年之積弊而為之一新”,“皆以法治為宗，卒以扶危而定霸”的導向性意義，也具有變革曆代基於“人治”的“數子之法皆立自君相一二人之手”,“而勒定一群法而公守之，俾治者與被治者皆受治於同一法律之中”的“當務之急也”示範性價值。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