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評三部著作，大體反映了近50年來海外梁啟超思想研究的現狀。具體說來，李文森的《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衝擊—回應”和“傳統一近代”研究模式的一個典型代表，而張灝的《過渡》一書代表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海外一些學者倡導的“中國中心觀”的研究模式，黃克武的《選擇》則深受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形成的“現代化範式”的影響。梁啟超思想研究在海外學者中有著如此持久的吸引力，這是非同尋常的，它充分表明梁啟超作為中國過渡時代的典型人物，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而海外學者在梁啟超思想研究中存在的歧見，又表明要理解梁啟超的思想，遠比弄清他的活動來得困難，同時它還表明對梁啟超思想的研究遠未走到盡頭，尚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筆者以為，就海外的梁啟超思想研究來說，以下兩個問題是今後研究中應加以注意的。
第一，如何把思想家的哲學思辨與史學家的求實精神有機地統一起來，達到邏輯與曆史的結合。重視研究方法，善於提出問題，富有時代感，這是海外學者一個十分突出的優點。但在研究梁啟超思想中，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必須經受史實的檢驗，切不可先入為主，斷章取義，削足適履，六經注我，借梁啟超來宣傳自己的思想。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可以假設，可以大膽地進行邏輯推理，構建自己的思想體係。但作為一個思想史家，他就必須將思想家的哲學思辨與史學家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不但要合乎邏輯，更要合乎曆史，誠若美國學者柯文所說：“每種理論取向都有自己的邏輯。但是，如果說數學家隻需為其邏輯的本身是否嚴密而操心，曆史學家則除此之外還得操心其取向的邏輯是否和確實發生過的往事相互吻合。如果史家不能使自己的邏輯經受與史實是否吻合的考驗，而相反地把自己的邏輯強加在史實上，他就用合理性代替了真實性，人們對曆史的理解就要遭殃”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