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
一、一個簡單的學術回顧
任何知識或學問，都是一個累積過程。曆史研究也不例外。一部史學著作，倘若不是宣傳性的普及讀物，作為一部學術專著,它的存在價值恐怕就在於是否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增進了知識的累積。而判斷一部史學著作是否具有如此的學術價值，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把它放在學術史的背景之下予以考察。這對探討一個已為學術界共同關注、並有許多相關研究成果的曆史對象來說，尤為必要。梁啟超研究便屬於這一範疇。因此，在平議鄭匡民君的《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簡稱《東學背景》)之前，有必要先對其所探討的問題做一簡單的學術回顧。
顧名思義，《東學背景》是一部專門探討梁啟超啟蒙思想與明治日本之間關係的著作。該書係作者的博士後論文修改而成，曆時七載，共七章，計27萬字。該書第一章對戊戌時期梁啟超的日本觀和他流亡日本初期的處境做了扼要的考察。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別探討了日本明治思想家福澤諭吉、中村正直和日本民權思想、國家主義思想和國家有機體論對梁啟超的影響。第七章係為對全書的一個總結。
對於梁啟超與明治日本的關係，以往學術界雖然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但並非毫無研究。事實上，早在20世紀40年代，一些日本學者在研究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時便將梁啟超作為一個重要案例。如日本學者中村忠行在研究日本文學對近代中國文學的影響過程中，就曾對20世紀初梁啟超的新小說理論和政治小說的創作及其文體與明治日本的關係做過深入地分析，認為梁啟超所用的“新民體”和他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有深厚的日本根源。①此後研究梁啟超政治小說和文學思想與明治日本關係的論文還有大村益夫的《梁啓超書士び〈佳人奇遇》[《人文論集》11卷(1964),103～133頁]、山田敬三的《漢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