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啟蒙思想曾受惠於明治日本，這是一個不爭的曆史事實。但對於如何看待和評價梁啟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學術界迄今未予重視，未曾展開討論，基本上處於各說各的狀態之下。
筆者以為，就如何看待梁啟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這個問題來說，首先須處理好日本因素與其他思想資源的關係。在梁啟超思想研究中，學術界長期來重視西學因素和中國傳統因素，以及兩者在梁啟超思想中的緊張感，比較忽視日本因素，的確有其局限性。但有些學者走向另一極端，隻講日本因素，同樣也是一種簡單化的處理方式，無助於對梁啟超思想的全麵把握。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頭10年裏，明治日本固然是梁啟超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絕非唯一的來源，同時也有中國傳統思想因素和梁啟超通過明治日本之外所獲得的有關西學知識，諸如19世紀以來西方傳教士和有關報紙雜誌所介紹的西學知識，嚴譯西學名著,以及梁啟超本人親自遊曆美洲、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等地的觀感，康有為、黃遵憲等師友的影響，等等。此外，其他一些非思想因素，尤其是國際和中國國內政治局勢的演變，也對梁啟超思想產生重大影響。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梁啟超思想與明治日本關係時所應注意的。
以20世紀初的梁啟超新民說理論來說，雖然如《東學背景》和其他學者所說，是受了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思想家和著作的影響，但將梁啟超的新民說完全歸諸明治日本思想影響的結果，未免失諸簡單。眾所周知，“新民”是戊戌時期即已提出的一個口號，其中又以嚴複的闡述最為透徹。而嚴複當時提倡“新民”說，迄今沒有資料表明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響，其理論根據是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此外，當時西方人士對中國民族性的討論也喚醒了戊戌維新思想家們對“新民”重要性的認識。①戊戌時期梁啟超雖然追隨康有為，從事維新變法活動，但對“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主張也是完全認同的，他本人在發表《變法通議》之後，就曾有意“集天下通人宏著，有當於新民之義者為一編”,批評社會上的通人魁儒對新民之道“熟視無睹，有若可刪”。②雖然梁啟超當時所說的“新民”,與他流亡日本之後所講的新民有不同內涵，但兩者之間顯然有著繼承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