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五四”時期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學界也有兩種不同解讀：一派將蔡元培說成是學生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另一派則認為蔡元培對學生運動是持反對態度的。筆者以為，上述兩派觀點都有簡單化之嫌，不足以真實地揭示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態度。事實上，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與他當時的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即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都是從一位愛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立場出發的。
作為一個主張教育救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蔡元培在一般情況下並不讚成或支持學生運動。他曾毫不諱言地表示：“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的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①1918年5月21日，當北大和其他學校的學生為抗議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而前往總統府請願時，蔡元培即曾出來勸阻學生，認為外交問題應靜候政府解決。②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一方麵肯定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愛國熱情，但同時告誡學生不要因政治問題犧牲學業，呼籲同學們回到教育救國的道路上來，指出：“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無能、科學無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受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①1920年5月，在為紀念“五四”一周年所作的《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一文中，蔡元培甚至將學生運動看成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自殺”舉動，說道：“人人都知道罷工、罷市損失很大，但是罷課的損失還要大。全國五十萬中學以上的學生，罷了一日課，減少了將來學術上的效能，當有幾何?要是從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損失，還好計算麽?況且有了罷課的話柄，就有懶得用功的學生，常常把這句話作為運動的目的，就是不罷課的時候除了若幹真好的學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安心用工。所以從罷課的問題提出以後，學術上的損失，實已不可限量。至於因群眾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依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少。”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