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作為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其發生和發展與清朝統治集團內一些重要官員的倡導和推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加強對一些重要新政人物的研究，無疑有助於加深對這段曆史的認識。在這一研究領域中，美國學者裴士丹(Daniel H.Bays)的《邁入20世紀的中國：張之洞與一個新的時代》①和麥金農(Stephen R.Mackinnon)的《晚清中華帝國的權力與政治：袁世凱在北京與天津》②是兩部較有影響的著作。
《邁入20世紀的中國：張之洞與一個新的時代》一書除前言和結語外，共分九章。該書著重考察張之洞最後十多年的活動及思想，具體揭示了1895年之後中國傳統政治製度所發生的變革及遇到的新問題。作者認為，從甲午戰爭至辛亥革命爆發的十多年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在這十多年裏，中國政治體製在近代第一次開始發生一些根本的結構性的變化，社會、政治和價值觀念所經曆的加速變革與此前半個世紀毫無生氣的變化截然不同，新出現的一些問題引起愈來愈多中國人的關注，並對此後數十年的中國曆史產生深遠的影響。作者將這些新出現的問題概括成三個主題：改革主義、民族主義以及中國政治權力所發生的大量的具體的結構性變化。全書即是圍繞這三個主題展開。
根據裴士丹的研究，從1895年到1911年，在改革主義和民族主義兩大主題之下，存在著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官僚型”,其著眼點放在國家上；另一種則可稱為“地方型”,其性質很難界定，屬於非官僚體製(裴士丹主要是指具有近代思想的士紳，或者說近代地方精英)。這兩種類型都為改革主義和反帝的民族主義所激勵，而張之洞則屬於官僚型的改革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作為一個官僚型的改革主義者，張之洞的一個根本願望是在國家的基礎上實行一些新的改革計劃，建立一套新的製度，強調中央取向的重要性，以及舊的中央組織優先於所有各種新生勢力，諸如主張改革的士紳、學生、報館和諮議局等。裴士丹指出，張之洞的官僚型的改革主義與地方型的改革主義的活動，就其爭論的問題以及所執行的各項改革計劃都沒有將大多數的國民包括在內的這一意義來說，兩者都是精英統治論者，但他們並不具有相同的實際意義。張之洞屬於主張中央控製的精英主義者，他總是關心製度化、秩序化，關心統一的國家行政，關心國家的福祉高於任何階級的福祉。而地方型的改革主義則屬於非中央集權的精英主義，它不但破壞中央權威，而且最終毀壞國家的福祉，1911年後它越來越與國內城市和農村中的各精英集團的既得利益聯係在一起。裴士丹認為，就此來說，張之洞的官僚型的改革主義與1949年之後強調廢除精英階級對地方和城市管理的操縱的主張相近，而與1911—1949年掠奪成性的時代相去甚遠，在這一時期始終不存在製衡各地精英集團權力擴張的中央勢力。對精英分子無限度追求自我利益的危害的認識上，也許沒有人比張之洞更有先見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