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改革作為一場後發型的近代化運動,其產生和發展除了國內的因素之外,與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背景和列強的幹預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較早注意到晚清改革與列強關係的英文著作是,1931年由北平著者書店出版的《日本對中國教育改革的影響,1895—1911》①,該書是一位名叫王風崗(音譯)的中國留學生,他為申請博士學位,向斯坦福大學教育係和研究生院提交的一篇學位論文。但遺憾的是,在這篇學位論文中,王風崗幾乎將四分之三的篇幅都用在對晚清教育改革過程的描述上,僅僅在第四章中對日本與晚清教育改革的關係做了集中討論。首先,王風崗從四個方麵扼要勾勒了日本對晚清教育改革的影響:一是在中國從事教育工作的日本教員;二是中國翻譯的日文著作;三是日俄戰爭的影響;四是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同時,王風崗指出,隨著1907年日本對中國侵略威脅的加強,兩國的友好關係遭到破壞,自1908年開始日本對中國教育改革的影響有所削弱,中國開始擺脫日本的影響,不再將日本作為汲取知識的唯一源泉。辛亥革命之後,日本對中國教育的影響進一步下降,因為隨著清政府的倒台,以及革命黨人尋求建立西方式的共和製度,人們自然以法國和美國作為建立新製度的模式或原則,而不以帝國的日本為榜樣。最後,王風崗對日本對晚清教育改革影響所產生的結果以及中日兩國教育改革的異同也做了一些簡略的分析。
與研究清末新政與列強關係相關的另一本更有影響的著作是,美國在華傳教士李佳白之子李約翰(John Gibbert Reid)的《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外交插曲》①。在這部著作裏,李約翰以編年體的方式,詳細敘述了宣統年間(1908年11月15日至1912年2月12日)英、法、德、美、俄、日六國的對華政策和外交活動對晚清政局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將清朝皇帝的遜位看作“戰前外交中的一段插曲”,指出這一時期六國的對華政策和爭奪對宣統朝的滅亡負有很大的責任,“1912年2月12日滿清皇朝遜位,主要是由於它沒有得到中國各省的信任,或外國的支持而發生的。六大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外交中,沒有在宣統朝時期,真正遵行一種協調的政策;它們沒有在中國支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穩定的政府,也沒有幫助那個古老而統治鬆弛的帝製政府。互相競爭而衝突的種種外國利益,以或多或少的強烈程度向北京政府堅持它們的要求,使北京在外交關係中的地位和國內的威信都大大降低了。清朝為了屈服於外國壓力和被迫施行這個或那個列強所要求的方案而受到責難。列強所采取的協調政策沒有能阻止中國國內局勢的日趨惡化,反而間接地引起國內的不安和叛亂”②,最後導致清帝的遜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