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介紹的這些著作，由於寫於不同的年代，它們研究的重點和看法也就不盡相同，有著各自的學術或現實關懷。大致說來，卡梅倫的《中國的維新運動(1898—1912)》通過對清末新政的綜合研究，揭示清末改革的成敗，希望20世紀30年代之初的中國能避免重蹈覆轍，重新走上一條和平漸進的改革道路。鮑威爾的《1985—1911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通過對晚清軍事改革的考察，探討了中國近代軍事力量的興起及近代軍閥的起源，同時也為朝鮮戰爭之後不久西方國家重新認識中國軍事力量提供一個曆史背景。馮兆基的《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則是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個拓展，著重分析清末軍事力量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及其對中國文武關係的轉換所產生的影響。梅恩伯格的《中國立憲政府的出現(1905—1908):慈禧太後認可的概念》和傅因徹的《中國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層次的自治運動》對清末預備立憲和地方自治運動所做的研究，則透露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關注。巴斯蒂的《20世紀初的中國教育改革》以及麥金農的《晚清中華帝國的權力與政治：袁世凱在北京與天津》和裴士丹的《邁入20世紀的中國：張之洞與一個新的時代》,雖然探討的內容不完全一樣，但他們實際上都是從“國家一社會”這一研究模式或者說研究架構，揭示清末改革過程中國家與地方士紳，或者說國家正式權力與地方士紳非正式權力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對清末改革乃至近代中國的影響。李約翰的《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和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雖然探討的都是列強與清末新政的關係，但前者側重對列強外交政策對清末政局的影響及列強對新政改革所持的一般的態度的考察和分析，並突出列強在清朝瓦解過程中的所起的消極和破壞的一麵，後者具體考察了日本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強調其所起的積極作用。這些風格不一、觀點相諧或相異的研究，從不同層麵揭示了清末最後十年曆史的複雜性及其在近代中國曆史上的意義，同時也展示了西方學者的曆史識見。然而，盡管如此，西方學者對清末新政的研究在不少方麵仍有待進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