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沒有挽救清朝統治，歸根結底，是由於新政改革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具有顛覆清朝統治的內在動力。清朝政府本質上是一個封建政權，而新政改革在許多方麵具有近代資本主義性質。由一個封建舊政權推行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一方麵令清末新政改革具有保守的一麵，不能完全資本主義化，這在新政改革暴露出來的問題和不足中得到充分體現。但另一方麵，清朝這個封建舊政權推行有限度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必然要突破舊政權的限製，成為舊政權的對立麵，這是不以清朝統治者的意誌為轉移的曆史必然規律。
例如，清政府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目的無疑是要培養他們統治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千方百計將教育改革限製在符合舊政權統治需要這一根本目的上。在興辦近代學堂過程中，清政府強調無論何種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其智識”①,一再嚴令學生不得從事政治活動，並諭令學務官員和地方督撫及學堂監督、學監、教員等務須切實整飭學風，對那些離經叛道的學生嚴加懲處，“以副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②。在駐外使館中則設立留學生監督處，監督中國留學生學習和日常活動，製定留學生約束章程，規定留學生不得“妄發議論，刊布幹預政治之報章”,出版和翻譯著作不得“有妄為矯激之說，紊綱紀害治安之字句”,等等。③但學堂學生和留學生一旦接受近代西方教育，接觸西學知識和民主政治理論，就不是清朝統治者所能控製的，他們必然要突破清朝政府的限製，成為清朝封建專製製度的批判者，發起學潮，投身愛國民主政治活動。據有關學者研究，1902—1911年全國共發生學潮502堂次，波及京師和20個省份的各級各類學堂。④清廷在1907年年底的一道上諭中所說的“乃比年以來，士習頗見澆漓，每每不能專心力學，勉造通儒，動思逾越範圍，幹預外事；或侮辱官師；或抗違教令，悖棄聖教，擅改課程，變易衣冠，武斷鄉裏。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納，國家要政任意要求，動輒捏寫學堂全體空名，電達樞部，不考事理，肆口詆淇，以致無知愚民隨聲附和，奸徒遊匪借端煽惑，大為世道人心之害”①,就反映了這樣一個客觀事實。截至1911年清朝覆滅，新政教育改革培養了大約200萬名的學堂學生和萬餘名的留學生，他們多數因接受近代教育而成為舊政權的異己者。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在當時中國人口中所占比例雖然還十分有限，但由於他們屬於知識精英，是傳統封建社會溝通官民的中介群體，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穩定器，因此，他們對清朝統治的影響就非同小可，確乎如上諭所說“大為世道人心之害”。事實上，關於新政教育改革對清朝統治所造成的危害，當時一些清朝官員就有所認識，如曾出任廣東巡撫、山西巡撫、河南巡撫和兩廣總督等職的張人駿就抨擊清政府的留學政策敗壞人心，助長革命，自毀長城，“開辟至今未有之奇禍”,指出中國學生湧入日本留學“好者，不過目的影響數百新名詞，全無實際。否則革命排滿自由而已”。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