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有案的案情並不複雜。1904年12月15日下午4時左右，俄國巡洋艦“阿斯科”號水兵亞其夫和地亞夫二人乘坐東洋車，擅自至南京路外灘碼頭，拒付車錢，與車夫發生爭執，便拾起路旁做工木匠的鐵斧，追砍車夫，車夫逃避，致將適逢路過此地在上海做工的寧波人周生有的頭部砍傷，周生有在送至仁濟醫院後，即氣絕身亡。凶手亞其夫和幫凶地亞夫則被趕到的租界華捕拘走，當日即由捕房解至俄國總領事署。對於這樣一樁嚴重的人命案，俄國領事居然不對凶手進行鞠訊，而是當即轉送至所隸軍艦了事。租界當局和俄國領事的這一做法激起了在滬寧波人的極大憤慨，他們集會要求將凶手交中方審判、嚴懲。
袁樹勳在對案情進行了解後，亦義憤填膺，要求俄國領事將凶手交上海地方官審訊，認為受中國保護的俄國敗兵，不守紀律，殘害保護國人民，實與尋常命案交涉不同，不能享受領事裁判權的保護。於是，他一麵電稟江督和外務部與俄國公使交涉，一麵於18、26、28日三次照會俄國領事，要求“應將該肇事釀命之凶犯二人交出，送道收禁，聽候發縣訊明，按照軍律懲辦，以昭炯戒”①,指出“貴國艇艦員弁兵人等既已歸我保護平安，而在船兵丁轉將我華民砍傷斃命，以怨報德，試問中外有此情理乎?尋常人命交涉，尚須照章會審，而此凶犯，乃容留在滬，應由我中立國約束之兵丁，貴總領事竟不飭令交出，聽其逍遙法外，視人命如兒戲，置公法於弁髦，滬上商民同深公憤，並聞日本人之經商在滬者，尤有戒心。設因此而有意外之虞，我國不能曲全中立之責，應由貴總領事擔其責任”②。
經滬道一再催促，俄國領事於29日才做出回複，拒絕交出凶犯，聲稱“此案按照俄華兩國現行條約，凡俄人在中國地方犯罪，應將該犯送交本國官員治罪……來文所請送由中國官員審訊一節，置兩國約章於不顧，斷難照辦”③。對於俄國領事所持理由，袁樹勳當日即複照，予以駁斥，指出俄艦兵弁既歸中國保護，如有違犯，自然應交中國審辦，而不能交俄水師軍官審理。並且，即使根據《天津條約》第7款和續增各條第8款的規定，俄人有犯，亦須會同辦理，貴總領事“何以早不計及?所謂置兩國約章於不顧者，究竟應何人擔其責任?”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