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後，根據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晚清曆史進一步被歸入中國近代史學科範疇。並且，革命敘事成為晚清史研究的唯一模式，並進一步完善和細化，代表性著作如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4冊、翦伯讚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第4冊、劉大年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稿》、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和苑書義、陳振江、胡思庸、邱遠猷等編著的《中國近代史新編》等。
這些中國近代史著作構建的晚清史敘事體係的共同特點是，根據毛澤東闡述的“兩個過程”理論，以階級鬥爭為主線，揭示晚清中國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過程，突出人民群眾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曆史地位和作用，並以“三次革命**”和“八大事件”為具體內容。所謂“三次革命**”,即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所謂“八大事件”,即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在這一體係之下，有關“八大事件”尤其是"三次革命**"的研究受到學界超乎尋常的重視，成為中國曆史研究中的顯學，並取得了豐碩成果，相關論著汗牛充棟，數不勝數。
另外，清史學界則根據新中國成立之後曆史學科的設置，進一步主動將晚清史排除在清史之外，隻研究鴉片戰爭之前的清前期和中期史。如20世紀60年代初，鄭天挺先生給中央黨校講授清朝曆史，就隻講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明確指出鴉片戰爭之後的清朝曆史屬於近代史範疇，不在清史講授範圍之內，他說：“清朝的統治一直繼續到一八四〇年以後，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從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一步一步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在通史裏清朝的曆史結束於一八四○年。一八四○年以後的七十多年的曆史則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講，我們講清代曆史的就不談了。”①20世紀80年代伊始，戴逸先生主編的《簡明清史》考慮到鴉片戰爭以後的晚清曆史屬於近代史研究範疇，也隻寫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指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進入了近代曆史時期，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根本不同於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目前已出版了各種比較詳細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在基本內容上，本書結束之後，可以和這些近代史著作相銜接”②。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陳生璽、杜家驥先生所著的《清史研究概說》在對清史研究進行學術史回顧時，重點也是介紹清前期和中期史的研究，幾乎未將近代史學界的晚清史研究列入其中，這正是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清史學界普遍將晚清史劃歸中國近代史學科範疇的現實。需要指出的是，晚清史與清史研究相分裂的狀況是不利於推進學術的，造成了清史與中國近代史兩個學科之間的巨大隔閡：研究晚清中國近代史的不問清史學界的研究；研究清史的不知近代史學界的晚清史研究。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世紀70年代末，清史學界醞釀啟動清史編纂工程時，雖然有意將晚清曆史重新納入清史範疇，計劃以鴉片戰爭為界，分上下編撰寫，但由於不了解國內近代史學界在晚清史方麵所取得的成績和研究隊伍，或出於學科壁壘，認為“國內研究鴉片戰爭以前清代曆史的人員較多，機構也比較充實，目前先搞出上編的規劃，待取得一定經驗之後，另行組織力量，製定下編的規劃”①。這顯然沒有將近代史學界的晚清史研究和學者看成是清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