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吉登斯反思的現代性理論，還是結構化理論，都內含一個最基本的論斷，即現代性是不安全的“失控的世界”①,現實世界是一個充滿風險的世界。其中，“製度化的風險”既是最大的風險，也是各種風險之源。製度化風險是指在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發展過程中，資源消失、社會理解出現困境、集體信念枯竭等問題，正在威脅著社會結構的穩定，根本原因在於“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換句話說，現代性社會中人類麵臨的最大威脅來自資本主義以及民族一國家及其社會製度，因此，要在社會實踐中最大程度地消除風險，建設一個“利好的”現代化社會，就必須為了人民“再造政府”,變革社會製度，使國家權力得到有效控製，拋棄精英政治和精英決策，賦予決策開放性，最終實現公民政治和公民的決策參與，達到社會決策的製定、決策的參與和實施的一致，以為人民負責的實踐導向，把一個日益失控的社會轉變為利好於人民的現代性社會。這構成了吉登斯現實主義價值觀的實踐導向的核心思想。在本節中，我們將圍繞社會實踐的風險是現代民族一國家權力失控的直接後果、民族—國家權力是主導現代人類實踐的根本性力量以及社會實踐的優化有賴於健全社會製度的約束機製等問題，進一步對吉登斯現實主義價值論的實踐導向思想做出分析。
(一)社會風險是現代民族一國家權力失控的直接後果
吉登斯反思的現代化理論亟待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社會風險的消除問題。在吉登斯看來，我們所處的現實社會是民族一國家權力最大化的社會，同時也是風險最大化的社會。社會風險的產生在實踐上具有其現實的基礎和原因，而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族一國家權力的失控是最重要的根源。因此，要想從人類現實的實踐導向上趨向於社會風險的降低乃至消除，必須準確理解現代社會風險與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族一國家的關係(尤其是國家權力的關係),揭示產生社會風險的主要原因，才能形成正確的實踐導向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