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社會哲學以經驗主義的自識論為起點。通過以事實判斷為主要形式的研究手段，展開對現代性社會的分析、批判與總結，從而為他的結構化理論、反思的現代性理論和超越的現代性社會的激進政治綱領提供了事實依據和思想啟迪。對於現代性社會人類認同問題的思考，吉登斯的認識仍然表現出這一方法論特色，從而形成了現代性社會製度與人類認同是雙向互動的矛盾體、身份認同構成人類認同的基本特征以及在結構化社會發展中身份認同對於烏托邦現實主義理想實現的價值意
(一)現代性社會製度與人類認同是雙向互動的矛盾體
1990年，吉登斯完成了他著名的體現其社會哲學思想的代表作《現代性的後果》並及時出版。正是在這部作品中，吉登斯形成了現實主義的烏托邦社會的設想，提出了著名的超越的現代性社會和激進政治的價值論綱領，從而把他學術活動的注意力聚焦於在實踐中如何踐行其綱領這一問題。1991年，他終於有所得，他發現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社會理論研究與現代製度之間的關聯早已為人們所意識，但我們直到今天才發現，這些關聯不僅比以前所意識到的更為錯綜複雜，而且，對現代性本質的再思考必須與社會學分析的前提重新建構和並行展開方才有效。①也就是說，現代性作為一種製度，它不僅與以前所有形式的社會秩序迥然有別，而且在社會發展動力、侵蝕傳統風俗習慣的程度、對全球的影響等方麵，完全改變了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的實質，影響了我們的經曆中最為個人化的那些方麵，也就是人類的認同方麵。
吉登斯認為他的這一發現非常重要，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從整體上解決現代性社會發展與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關係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吉登斯強調：“我們必須從製度層麵上來理解現代性。由於現代製度的導入所引起的日常社會生活的嬗變，從而與個體生活進而也與自我以一種直接的方式交織在一起。”①這就表明現代性的外延的諸多影響和個人素質的改變之間存在著不斷增長的交互關聯，這種交互關聯的實質即在於自我認同的新機製的出現與現代性製度之間的相互塑造，一方麵，自我由現代性製度所塑造，另一方麵，自我也塑造著現代性的製度本身。吉登斯想要“從整體上”解決這一問題，以便能夠通過人的素質的提高對現代性社會的“塑造”產生積極的影響，進而實現他的超越的現代性社會的激進政治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