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對現實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一般狀況和社會生產的自識性的認識，並沒有僅僅停留於簡單的唯象描述和事實列舉，而是嚐試從資本主義的製度層麵切入，從人的社會生活的基本狀況與資本主義製度的關係方麵，看人的現實生存和生活，從而達到自識性的高度，不僅揭示了人的現實困境，而且深化了人們對資本主義製度腐朽性的認識，從而為提出更加係統性的科學解釋和指導人的實踐活動奠定了基礎。
(一)現代性的資本主義製度造就了風險社會
吉登斯認為，現代性社會是高風險社會，它給人的現實生存帶來了本體性焦慮。在他看來，20世紀末期，我們處在一個時代即將結束的時期，這或許對人們來說隻是日曆上的一個普通時間，但是“人們廣泛地把世紀之末與迷惑和不安的感覺等同起來，其影響之廣以至於人們懷疑，諸如現代性的終結或曆史的終結等各種的終結的談論是否就是世紀末情緒的反應”①。我們處在一個過渡時期，現代性社會就是一種終結，現代性在發展時期內既消解了傳統，又建構了傳統，現代社會保存了傳統社會的特性，傳統有著抵禦變化的延續性。在我們的時代，科技革命的發展日新月異，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導致與傳統社會不同的社會模式產生了，社會發展出現了巨大的斷裂，從而給我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帶來了本體性的焦慮和不安。
在吉登斯看來，現代性社會風險的根源在於時一空的分離。傳統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觀日而辨識時間，空間與時間密不可分，當機械表出現使得計時方式不再依靠太陽，時間有了標準，跨地區的時間標準化，使得時間與空間聯係減弱。現代性使得空間與地點分離，受“缺場”支配，遠離了麵對麵互動的場景，人們要麵對無法控製的陌生環境的影響。社會關係從彼此麵對麵的互動中脫離出來，結構單一、功能多樣的社會分化成結構多層、功能逐漸專業化。其中，重要的脫域機製包括了象征標誌和專家係統，象征標誌是“相互交流的媒介”①,不用考慮任何特定的場景，最具代表性的是貨幣符號，人們通過創造事物，從而創造了價值。但同時，這一創造過程又使自己與事物相分離，然後再尋求克服距離和擺脫困難的手段。這中間的困難越大，手段就越有價值，在社會生活中，貨幣一方麵拉開了人與物之間的距離；另一方麵，又通過“物—貨幣—物”的模式克服人與物之間的距離，貨幣作為一種黏性聯係著人與人，這樣的交換需要彼此相互信任。吉登斯認為，作為象征標誌的貨幣，“作為一種流通物，貨幣並非與時間相關，而恰恰是通過連接當時與日後，在場與缺場而將時間托架出來的手段”②。貨幣使得人們不用麵對麵的互動，貨幣作為一種權威，以人們賦予的合法性為基礎，這種價值使具有整體效應的群體和組織能夠不依賴於親密的接觸而進行互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製度化，但是貨幣卻對人們產生了不利影響，它使人們在接觸多種多樣的人的同時，卻並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進行熟悉和交流，使得人們變得孤獨。在貨幣的強力衝擊之下，出現了拜金主義、人情淡漠等多種社會病。作為“由技術成就和專業隊伍所組成的體係”①的專家係統，已經變成了脫域機製的一種，它將人們對未知的恐懼規範在知識體係中，雖然方便了人們的學習和生活，但卻把人作為機器來看待，給人的生活帶來了本體性的不安全。當人一進入高度現代性的社會時，實際上就進入了由專家係統、脫域機製等控製下的各種不同時空情境，也就是處在布爾迪厄所說的“場域”中，進入了與場域相聯係的一套自我可能根本意識不到的前提預設中，從進入的那一刻起，我們就無時無刻、不可避免地承受著無處不在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