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恩從唯物史觀的維度出發，認為現代社會民族主義的形成機製非常複雜，“曆史本身為變化逐漸創造了真正的、新的條件。正是這些條件，使我們更好地了解曆史的命運，並為理論重構準備了一個遠比過去更健全的基礎方式”①。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現代世界曆史進程息息相關，是社會曆史發展下多重因素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主義維度。奈恩以對全球曆史的回溯來理解民族主義的動力機製，把現代曆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民族主義的重新詮釋，闡釋出民族的構建是一種現代過程，突出了生產方式變革、工業化的世界經濟和多元化的國際政治機製下的民族主義是對現代性的反應，它源自新興的社會經濟因素，是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是資本主義不均衡發展和世界政治經濟機製的結果。
奈恩談及民族主義，主要是從18世紀法國大革命開始，他指出，“‘民族主義’在其最普遍的意義上來講，是由世界政治經濟的某些特性決定的，處在法國的工業革命與現在的時代之間”①。民族主義經曆了在世界政治經濟曆史中孕育、形成、發展的過程，即從法國大革命伊始蔓延到整個人類近現代社會發展當中。在這一過程中，正是日益壯大並逐漸成為社會發展主導的資本主義使得民族主義的出現成為必然，可以說，“民族主義，一個特定的社會政治形式的強迫性的必需品，自然來自這些新的發展條件”②。因此，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中，民族、國家等都被卷入資本的發展中去了，必然會催生近現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運動。所以奈恩這樣寫道：“資本主義對世界不同社會快速植入的社會曆史的成本就是‘民族主義’。”③
(一)民族主義的主體背景
1.工業化
在近兩個世紀的世界進程中，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運動開始逐漸獲得政治支配地位，民族認同、民族自決問題在世界範圍內凸顯。國家的邊界劃在何處，誰被包括在這一邊界中，是什麽讓人歸屬於這一邊界之中，變得更加重要。民族主義作為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範圍內主導的意識形態和運動，為民族國家提供了政治主權、經濟利益、身份認同上的情感力量和組織方式，使共同體成員聯結在一起共同維護、發展民族國家。近代的人類社會是工業化的時代，同時也是民族主義產生、興起、發展、鼎盛的時代，兩者在時間與空間上基本重合，因此，要分析研究民族主義就不得不認識了解其工業化的主體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