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識到民族主義所內置的兩麵性的基礎上，奈恩進一步詳細分析了其病態性與非理性的一麵，以及反帝性與積極性的另一麵。我們知道，奈恩關於民族主義兩麵性的闡釋並不是簡單地將民族主義區分為“好”與“壞”,或者劃界出絕對意義上的“光明”與“黑暗”,而是辯證地看到了民族主義的矛盾本質，因此，我們不可以將民族主義思想歸類為理論上的“二元論”,或者演繹為方法論上的“二分法”。盡管如此，我們必須承認，“二分法”是一種很好用的工具，可以借用二元劃分的方法來方便地、清晰地解讀奈恩的理論，即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分類解析民族主義的兩個不同麵相。首先是奈恩所分析的民族主義兩麵性特征所呈現出的病態性與非理性的唯物史觀解釋。
(一)民族主義是現代曆史發展中的病態
奈恩不止一次地把民族主義比喻為人類社會發展當中的“幼稚病”(infantilism)、“神經衰弱症”(neurosis)、“癡呆症”(dementia)、"青春期”(adolescence)等，所有這些詞匯，一言以蔽之，即民族主義是一種病態(pathology)。
在現代社會，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極大地影響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然而無所不在的技術、工業又加速了貧富分化、人的異化、區域戰爭等一係列社會問題，“工業社會是唯一依賴持續和永恒的增長、依賴連續不斷的改進而生存的社會”①,其建立在資本不斷積累之上的生產體製注定了工業社會必定會迎來狂暴的變化，尖銳而又客觀的社會差異和不均衡使得民族共同體的自主、自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作為現代工業時代的一種意識形態及運動，民族主義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產生，它要求政治的邊界和民族的邊界應該是一致的。雖然對民族主義充滿了同情，奈恩仍一針見血地指出，民族主義是工業發展、技術進步之殤，是現代民族國家發展中的病態，是社會還未達到完全成熟之前所得的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