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盧森堡、斯大林、凱杜裏一樣堅定不移地批評民族主義的人會憤然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罪惡、憤怒和道德**”②,這種無情的譴責通過世界範圍內許多政治評論家宣傳開來，而大眾也總是趨於急於為區域間的暴力衝突找到一個源頭，因而會毫不反抗、不假思索地接受這種觀念。然而，簡單地把民族主義視為罪惡的源頭和戰爭的罪魁禍首顯然是錯誤的，盡管它有著非理性的病態麵相，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運動還具有反帝國主義的特性和積極性。
作為一個對民族主義充滿同情的馬克思主義者，奈恩把民族主義比喻為雙麵神賈納斯，這恰恰體現出他對民族主義的分析極具客觀性、辯證性、理性和科學性，而在民族主義的雙麵相中，奈恩更加肯定了其積極的、反帝性的麵相，他在《民族主義的麵孔》一書中寫道：“15年前我寫了一些關於‘現代賈納斯’的東西，把民族主義比喻為雙頭羅馬神，他在向前看的時候也不住地向後看。從那時起，整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像他。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我認為，總的來說，在奇怪麵容中其向前看的一麵可能比1977年更加突出。也許是因為今天向前看的觀點比那時更加開放和令人鼓舞。”①可見，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僅僅看到民族主義非理性的、狹隘的、仇恨的和暴力性的一麵，還要注意到它健康的、建構性的、反帝國主義的、積極的一麵，而在奈恩看來，民族主義那美好的一麵在現在變得更加重要和占主導地位。由此出發，奈恩闡釋了民族主義的反帝性與積極性。
(一)民族主義是對帝國主義壓迫的反抗
奈恩並不懷疑民族主義的某些非理性特點，他認為，隻有在極端的環境中才能讓其病態全麵爆發。在理論構建中，奈恩更強調民族主義的積極作用，他從發展中的、邊緣的、外圍的民族國家出發，分析民族主義在這些區域的影響，得出了民族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理論”(The Anti-Imperialist Theory)①,“它主要強調邊緣地區鬥爭的連續波次，從19世紀初到現在的廣義的第三世界的反叛”②。在這些區域，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運動可以使新的民族國家政權合法，有助於維持政治穩定，對有分裂傾向的人民進行管理，推動政治體製改革，促進廣泛的社會變革和現代化進程，更不用說在民族國家政治自決和經濟自主上麵的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