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想要解釋，在1914年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為什麽民族團結在整體上被證明比階級團結優越，那麽部分答案不得不從“階級與民族”的曆史關係中去尋找。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人是曆史的主體，階級是推動當下曆史運動的主體，階級是作為“無產者”,而非“德國人”“古巴人”“愛爾蘭人”等出現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而奈恩則認為，馬克思低估了民族主體與民族主義的力量。他提出，民族，是比階級更重要的現代曆史運動的主體。霍布斯鮑姆也曾表述：“馬克思主義運動和國家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都正在成為民族的，也就是說，他們正成為民族主義者，沒有跡象表明這種趨勢會停下來。”①可見，民族與民族主義是當代世界不容忽視的內在推動力。奈恩敏銳地洞見到了這一點，對馬克思階級理論進行了分析、改造和擴展，提出民族在曆史進程中是比階級更為內在的和實質的主體。他認為，民族主義為大眾提供了一些真實的、重要的東西，這種東西是一種以狹隘的知識分子的模式而設定的、階級意識從來都不可能提供的東西。以此，奈恩從對世界曆史的回顧視域，分析了民族與階級的關係和作用，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發展、修正與挑戰，形成了一種新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
(一)回歸曆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認識與轉向民族主體的支配地位
奈恩所討論的主題是民族主義，他從真實的曆史事實和唯物史觀的範疇來著手分析，不僅回歸了曆史，還以此種方式轉向了對民族主體、民族性力量的肯定。他將民族主義的產生看作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是資本主義工業、技術、生產力的產物，“從一個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存在一個長時間的、有趣的、不均衡的和合並的發展，對於幫助我們理解全球發展的複雜性，被證明更加富有成果”①。針對這種不均衡發展，奈恩指出：“發展隻能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均衡隻能產生一個持續的反應，這種政治的推動動員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落後的’、殖民統治的或被判決的成為遺產的足跡。也因為另一個原因，這樣的動員主要是沿著民族的線路而不是階級的線路行進。雖然民族主義在概念上聲稱是普遍的，但是在實踐中，中心地帶進步的馬達已經假設了有力的民族狀況。”①也就是說，落後的、外圍的、邊緣的地區必定會以民族主體為單位來對抗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地區的壓迫。毋庸置疑，動員的對象一定是整個民族群體，而非其中特定的某一階級群體。事實上，奈恩為邊緣地區所采取的對抗方式就是，把所有階層的人民以民族主義的熱情和民族身份的認同廣泛地聯合在一起。正如布萊恩·特納(Bryan S.Turner)所寫的：“與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學家一樣，奈恩認為，意識形態或民族文化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合並所有的階級於一個共同的文化中來整合社會體係。”②